盡管過去的一年十分艱難，可終究比曾經動亂下需要躲避亂兵，需要擔心自己被人劫走屠宰，當做福肉販賣的日子要好多了。
在朝廷不斷派遣官吏東進、南下，并將土地丈量清楚和均分百姓后，至洪武二年五月夏收開始前，劉繼隆總算是得到了完整的天下耕地田冊。
“是歲天下耕地二百四十五萬二千九百一十三頃七分六厘，依稅乃征耕田兩稅莫約四千五百余萬石。”
“民困久矣，愿減賦稅，以蘇黎元。”
五月中旬，貞觀殿內再度聚集起數十位大臣，其中戶部尚書封邦彥站出來，希望降低天下稅率。
不止是封邦彥這么想，就連殿內許多大臣也是這么想的。
按照朝廷定下的十稅二，如今天下兩億四千多萬畝耕地，每年最少納稅四千五百余萬石。
當然這是額定上、中、下三等耕地后，大約估算出來的收入，實際并沒有那么高。
哪怕是去年洪武元年，朝廷在田稅上也堪堪只征收到了二千七百萬石，這主要還是蠲免了五十八個受災大州賦稅的緣故。
饒是如此，這田稅平攤到百姓頭上也快要達到了人均七斗的納稅標準，這在眾多官員看來是比較高的。
這種稅額，放在此前晚唐和亂世下還沒有什么，畢竟當時需要維持武備，但現在天下太平，似乎就該削減了。
劉繼隆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真的為了百姓，還是為了自己，但他更偏向于后者。
所以面對他們的諫言，劉繼隆干脆道：“朝廷額定稅率雖高，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茍非稅率如此，今北方諸道大旱，朝廷以何錢帛賑濟？豈得以工代賑乎？”
“朝廷雖定稅什二，然諸道、州頻遭天災，且有司輒留存賦稅三成，輸于國帑者，十不盈七。”
“若有司留存不足，州縣必苛斂于民。”
“故需以賦稅養朝廷之監州縣，復以賦稅反哺百姓，方得安定。”
“昔秦賦稅泰半，而漢高以秦滅為教訓，故輕徭薄賦，十五稅一。”
“然國用不足，必加征于州縣；州縣不堪其負，遂苛斂雜賦，民益困矣。”
“今天下尚未安定，為復民生而必苛稅而興水利，茂于耕稼。”
“唯耕稼繁茂，百姓方才泰定……”
劉繼隆這番言論，倒是與思想保守的朝臣們所想不同。
朝臣們覺得賦稅太重了，削減賦稅就能減輕百姓壓力，讓百姓過上好日子。
但是在劉繼隆看來，先以重稅來辛苦百姓，集中賦稅力量來興修水利和各類利民工程，只要這些水利工程成功，就能耕種更多土地，水利帶來的水資源也能使得糧食產量更高。
通俗易懂些，劉繼隆是想把生產資料這個蛋糕做大。
歲入十錢的百姓被朝廷征收兩錢，只能用八錢，那生活自然堅固艱苦，
可若是百姓歲入二十錢，而朝廷征收四錢，百姓能用十六錢。
看比例似乎沒問題，可收入卻實打實提高了，后者自然比前者過得要好。
至于物價是否會發生變化，繼而導致貨幣貶值？
那就需要朝廷從宏觀層面來把控，將糧食富裕地方的糧食運往缺乏糧食的地方，將各類物資周轉起來。
這種全國經濟周轉的理論，歷朝歷代不是沒有，只是這么做太困難了，期間的損耗就足夠許多朝廷喝一壺了。
劉繼隆敢于提出這種全國調度的經濟模式，主要還是因為大漢朝的讀書人和識字率遠高于前代，且大漢朝的官營產業相當之多。
這套章程，起碼在劉繼隆手中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手中還沒有出現敢反對他，結黨營私與他打擂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