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真相只有一個，而訴訟雙方各執一詞，都言之鑿鑿、對天賭咒發誓。顯然，是有一方說了謊。難題擺在石敬瑭面前，如何判斷誰說了謊。
石敬瑭冷冷一笑，“這還不簡單把那匹馬殺了，剖肚刮腸，如果里面有粟，就殺士兵；如果沒有，就殺潑婦。”
于是當堂把戰馬宰殺，在眾人的見證下，馬的腸子里沒有一粒粟。隨后，告狀的農婦便被斬立決。
此案一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河東地區再也沒有敢訛人的了。
石敬瑭無論是坐鎮河東，還是坐鎮鎮州，都是這種行事作風，非常注重百姓的教化，尤其是“孝”。據記載，凡是父母健在而諸逆子爭割家產的，一律把逆子判死刑。
封建時期，“孝”是最高的道德行為標準，在法律中更是零容忍。比如上文提到安重榮曾斷過一樁“忤逆案”，也側面反映了古人對“孝”的重視，對父母不孝者，斬立決。
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用現代人的價值觀去生搬硬套，而要遵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人文環境。這才是正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素養。
在史書中，如果翻看某人的人物傳記，如果開頭就介紹這人非常孝敬父母，那么后面的內容連看都不用看，他一定是忠臣義士，反之，如果開頭就說他對父母不孝，什么“在鄉絕其供饋”，那后文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十惡不赦的叛徒大壞蛋。
史書是惜字如金的，往往幾十字或幾百字就敘述完他一生的功過，所以沒有一個字是多余的，為什么要強調他孝敬父母，就因為這是古人的價值觀體系。
同樣，對于一個官員的評判，清正廉潔、勤于政事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勤于政事中，對百姓的教化又是最重要的一個衡量標準，甚至高于清正廉潔，在對百姓的教化中，又以“孝”為最高評判標準。
所以，如果在官員的傳記中，說他如何勸導百姓奉行孝道，那么后面的故事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好官。石敬瑭就是這樣的官。
對于他當了皇帝之后的為政舉措，我們在其登基時就已經有詳敘。簡言之，是善政。減稅、大赦是日常工作，不計前嫌，重用李從珂時期的大臣，甚至對李從珂的嫡系親信“查寢六人組”也網開一面。
石敬瑭對于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將外族勢力深入引進到中原漢地，使得契丹對中原施加的影響空前提高，加劇了中原地區的混亂局面。契丹人的強勢介入，極大地沖擊著中原人的信仰，摧殘著數千年來的文化積淀和民族自豪感，使得那一代人陷入到了信仰危急中，精神支柱搖搖欲墜，人們在困惑和恐懼中發出靈魂拷問“誰主中原”
索性契丹人的文明進程不如中原，沒有誕生更為先進的理念，沒有進化出具有革命性的思想或者制度。我們可以試著與近代做個對比，假如那時候的契丹有“德先生”和“賽先生”，或者吹起了布爾什維克的春風只是一個比喻，就是說如果契丹人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人先進，軍事力量作為文化力量、思想武器的后盾，那么彼時的中原真的有可能亡國滅種，“五代十國”將止步于第三代，而華夏大地將統一在一個叫“遼”的王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