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戒掉了網癮，重新嘗試寫作。生活依然沒有什么起色。身為一個“優等生癌”晚期患者，我開始思考一個聽上去很可笑的問題：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個在路邊鼓掌的觀眾，而不是賽道上享受掌聲的英雄，我該怎么辦？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術臺。出院之后，每當聽說有同齡人因為癌癥、抑郁、過勞猝死等原因離開人世時，我的心情都有如張愛玲小說中描寫的情形：女主角聽見甘西迪總統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盤碗，腦子里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甘西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
我開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評判體系會被界定為“無用”的事，例如練習長跑，參加公益活動，還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我懷疑，我此前30多年的時間一直追尋的，不過是一種平等的錯覺，而我卻對那些生而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視而不見。
一份2009年出爐的調查報告稱，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頂尖人才。
我們為什么必須要成功？拿什么去衡量一個人的杰出？所謂“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說的，不就掙點錢，被傻x們知道嗎？還是像dora所說的，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摸著良心說，我還沒有藐視財富的底氣。我其實很想發財，想得要命。
寫到這里，我忽然發現，我的朋友們令我深深懷念的，其實與她們的“優秀”無關。有一年冬天，阿娟頂著寒風走了十幾里山路去鎮上賣玉米。然后在長途電話亭前排了2個鐘頭的隊，給我們幾個室友挨個打電話拜年。
還有若干年前，dora曾誠摯而鄭重地向我推薦曼昆的《經濟學原理》：讀完這本書，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將會有所不同。
這些經歷，在今時今日從“點頭之交”沒落退化為“點贊之交”的人際關系網絡中，顯得如此罕有，無論是臉書還是微信朋友圈。
記得分別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著利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盡頭，就會看到蘇黎世湖。
那一天，利馬特河泛著金波，從密密麻麻的建筑、站臺、廣場中穿過，像撥開兩旁垂掛的厚絨幕布一樣，露出遠處那一線仿佛是靜止的煙藍色。
我還沒有看到那片屬于我的蘇黎世湖。我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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