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說到了在草原上土生土長的大秦帝國，就不得不說一說游牧民族。
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如果說淮河將橘子和枳分出了界限。
那么，橫亙在大漢帝國北境的色格河與萬里長城，便清晰劃分了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
兩個生活秉性不同、習慣不同的民族，必然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兩個不同類型的文明相互沖突，相愛相殺。
農耕民族對草原民族，既有「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深仇大恨，也有昭君出塞的和平時期，雙方常常是互有勝負，作為農耕民族代表的中原王朝，也曾封狼居胥，再不濟也是能留守江南，偏安一隅。
以大漢帝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自不必說，他們歷來遵守安分守己的原則，施行小農經濟，小富即安。
而游牧民族，他們生活的區域是降水量線以下的少雨地區。這一區域的水熱條件不能滿足農業灌溉的需求，所以，他們只能任由自然植被的生長，利用廣袤的大草原去養育更多的牛羊，來生活下去。
但是，牧草的生長速度有限，牛羊的需求無限，牧草的生長是趕不上牛羊所需要的食用量的，于是牧民們就需要不停地搬遷，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由此而來。
不過，如此一來，游牧民族對草原疆域的需求就比較大，在不斷變換放牧區域的時候，對南方水草豐茂的農耕區更是望眼欲穿。畢竟能夠安安穩穩地過生活，誰又想居無定所呢？
當然，這還不是導致兩個民族之間發生激烈沖突的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侵略原因，還是食物問題。
「食色，性也」，對食物的生理需求是最基礎的需求，如果一口飽飯都吃不到，還談什么和平和發展？
所以，一旦遭遇極寒天氣、雪災，大雪封山，游牧民族手中的牛羊就沒了食物來源，大批的凍餓而死，
彈盡糧絕之下，他們活下來的路，只有一條。
南下，搶！
于是，長達幾百年、幾千年的殺戮，就此形成了。
游牧民族在一次次南下中，認識、實踐、再認識，最終效仿農耕民族，創建了大秦這個龐大帝國，與大漢帝國在天下分庭抗禮。
兩個民族不僅習慣相左，就連做事風格，也大不相同。
這一點，從秦、漢兩位執政君王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大漢天子劉彥，雄心壯志卻心慈手軟，十幾年前，世族明明已經做大威脅皇權，他卻仍然沒有采取雷霆之勢將其消滅，而是仍然采用了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世族。
世族勢如輕輕野草，入秋便呈燎原之勢。
最后，他們擰成一勁兒，齊入京畿，瓜分權力，架空天子，差點把百年安寧的大漢江山變成了第二個東漢三國。
即便這樣，當呂錚出山力挽狂瀾，為劉彥定下天地人三策時，已經怒不可遏的劉彥，還是選擇了溫水煮青蛙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