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開元十四年這一場政斗，以及發生在開元年間其他的中樞斗爭，有一種觀點叫做文學與吏治之爭。
很多人在這一視角框架下去總結和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質疑和反對。
簡單說下我的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既不準確，也不全面。
這種觀點認為文學與吏治之爭發軔于武周時期武則天與狄仁杰的一場對話，武則天要狄仁杰推薦賢良，狄仁杰回以若求文學之士，李嶠、蘇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犖奇才，則荊州長史張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學與吏治之爭的一個伏筆。
之后這種爭斗出現于開元初期，主要表現為作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對文學派張說等人的排擠打壓，而問題就出在這里，即文學和吏治該要如何定義？標準在哪里？
張說作為文學之士，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個標簽。但是和其相近時期遭到排擠貶謫的還有郭元振、劉幽求、鐘紹京等。
郭元振進士出身，還向武則天進獻《寶劍篇》，文學無疑。劉幽求進士出身，并在唐隆政變后短時間內連擬上百道詔書，這么能寫，文學。鐘紹京不是進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會寫字，書法好，文學！
至于姚崇，雖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后又應制舉下筆成章，雖然這名目一聽就是詞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實張說、郭元振等人，他們除了被用一個牽強的“文學”概念聯系起來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統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變功臣。
拋開所謂的“文學”概念不談，把這幾人對標神龍五王，事情立刻就變得通順了。這幾人在政變結束后也掌握了朝政大權，并且流露出恃功而驕、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圖。
唐玄宗為了擺脫功臣的掣肘，所以將姚崇援引入朝。這思路大概類似于他三大爺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殺神龍五王。
所不同處在于，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個治亂能臣，不只解決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體，更將開元初期的混亂政治導入正軌。而唐中宗選擇的武三思則是一個添亂老賊，解決完神龍五王之后，便一起放飛自我了。
按照這種觀點，得虧武三思沒啥才名，也很難跟張說聯系起來，否則所謂的“文學與吏治之爭”，早在中宗朝就該爆發了。因為神龍五王多是狄仁杰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義。
由此也可見，所謂的文學與吏治，本來就是比較模糊寬泛的概念，與其說是定義，更像是羅織。而且這概念容易給人一種望文生義的誤解，即文學便是夸夸其談，吏治則是埋頭苦干，已經預設了褒貶、失去了客觀。
再拿玄宗一朝最符合這一特征的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來說，張九齡即是文學，李林甫則是吏治。
具體表現在張九齡及其黨羽對李林甫和他同黨的不屑與貶低，這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就是張九齡阻止在隴右、朔方戍邊有功的牛仙客入朝。
這件事最終以張九齡被罷相、牛仙客入朝拜相而告一段落，并且留下了一個“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的印象。然而接下來精彩的來了，牛仙客入朝拜相，他干了什么？
牛仙客入朝之后，將其在隴右所積累的先進工作經驗、尤其是當中的核心“和糴”大面積的推廣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