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張說提起來宇文融就恨得牙癢癢，但張岱對其倒是沒有太大的怨念，并不排斥與之接觸。而且他現在做的事和宇文融所承擔的任務也是殊途同歸，都是為了救濟災民、控制災情。
聽到李憕這么說，張岱便也點點頭，頓了一頓后便又說道：“今我錢帛仍有余裕，物資搜買卻仍進度不快。畿內諸方庫藏若有殘余可用之物，我這里也可比時價收購！”
洛陽這里雖然商貿發達，但是用于救災的往往是基礎的必需品，商品屬性反而不強，所以在市場上不好收購。
諸如織坊所需要的紡車、織機之類，你要說一二十架，隨便可以搞出來，但要成千上萬架，倉促間哪有這么多？
唐代租庸調賦稅體系是收取實物，再加上各州土貢也是任土所出，因此官方的倉庫當中便儲存著種類繁多庫余回殘。這些倉物分散在政府各司的倉庫當中，零零散散不好統計，有的多年積存、最終淪為廢料。
哪怕是眼下救災急需物資，官方也要在專門的倉邸當中調輸物資，一則提高效率、二則便于監管、三則節省行政成本。至于其他不涉及的政府部門，也不會對他們進行征調使派。
張岱這里有錢花不出，便打上了那些諸司庫余的主意。李憕除了使職之外，還供職戶部，屬于在敵方陣營里插的眼，每年度支造賬，少不了和諸司打交道，這事找他自然最合適。
李憕在張岱展示了實力之后，不再將他當作是胡鬧，聞言后便也連忙點頭說道：“這是小事，日前宇文中丞還著朝中諸司各造庫籍抄送戶部，以便統合變造回殘。
待我歸后抄寫一份副簿給你送來，可以持此往訪諸司。他們庫余久積無用，你若持幣往買，他們求之不得！”
張岱聽到這話后也不由得感嘆宇文融不愧是財政型官員，能把朝廷倉儲財政系統盤查的這么細致，做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
可惜他那些繼任者們就走歪了路，心思不再用在政府財政管理，而是想方設法掏百姓的錢袋子。唯一一個李林甫所執行的《長行旨》，固然在度支行政層面用功頗省，但副作用和代價卻是巨大的。
《長行旨》是指“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彩、稅草”等每年需要度支造賬的內容，其中相對穩定的條目固定下來，隨事沿革，務使允便，從而達到人知定準、政必有常。
史載原本每年度支造賬用紙五十余萬張，《長行旨》頒行后，每州不過一兩紙。看起來那是卓有成效，所以常常為人所稱頌。
可問題是，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那是一個什么時代？
社會發展開始停滯，各種矛盾迅速積累，人員的流動、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政治生態較之開元中前期已經大為不同，邊疆形勢瞬息萬變，軍事上的投入更是逐年激增。
就拿安祿山所在的范陽而言，進入天寶年間后，每年各種各樣的變化，在財政上所反應出來的變量，是每年一兩紙能說明白的？
安祿山那幾千名假子曳落河，他們的甲馬器杖、軍資費用，不知道當時是費了幾張紙。
每年需要五十萬張紙才能造成的政府財政預算報告，一道《長行旨》就能給搞到這么簡約，這說明什么？
這說明本來可以從財政預算上反映出來的各種社會變革，被一道《長行旨》統統截留在了地方！
地方郡縣你們的政務只要在長行旨符涵蓋的范圍內，便不需要奏聞于上，依此定式加以執行管理就是了。
上下行政溝通和傳達的內容銳減，諸盤剝之臣的活動卻異常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