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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來，又過了兩年，到了洪武八年。
在宋江義軍和朝廷毫不留情的政策雙重威逼之下，北方的士紳，要么被除去，要么妥協，幾乎全都接受了新政二策。
將丁稅分攤到田畝中，廢除了延續千年的“人頭稅”。此前北方也存在的丁稅常因人口隱匿、流民問題導致的征收困難，在改革后以土地為征稅依據，北方士紳也需按田畝繳稅，北方無地或少地的百姓則稅負減輕，朝廷在北方稅收基數更穩定，財政收入顯著增加。而打破士紳階層“免役免稅”的特權，要求北方士紳與北方百姓一樣繳納田賦、承擔徭役（或折錢代役），此舉擴大了納稅群體，減少了稅收漏洞，進一步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此前士紳免稅特權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賦役輕，貧者無立錐之地而賦役重”，百姓負擔沉重。改革后，北方士紳的特權被削弱，北方百姓的稅負更公平，北方減少了因賦稅不均引發的民怨，北方社會底層的生存壓力得到了很大的緩解。而《攤丁入畝》使得北方無地的百姓無需再為丁稅擔憂，北方的人口流動限制放寬，使得北方百姓可更自由地從事手工業、商業，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再加上，朝廷大力推動北方的工業發展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場工業革命，并將對外貿易的重心移到了北方。
如此一來，在趙宋王朝的北方，已是另一番景象。
昔日隱匿田產的北方士紳，在失去賦稅特權后，在土地方面的收入明顯減少，被迫將資金轉向實業，大量的諸如紡織廠之類的工廠如雨后春筍一般在北方大地拔地而起。
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的發展，尤其是麻曉嬌研發的先進農具的推廣，種地已經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種地的人減少的同時，因為有袁傾城研發出來的高產糧食、先進的種植技術，糧食的產量普遍翻倍，有些地區甚至翻了不止一倍，可以說，北方靠自己種糧幾乎就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
于是，大量吃飽了飯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涌入城市，為新興的工業注入了鮮活的血液。這些百姓，脫下了沾滿泥土的衣裳，換上了整潔的工裝，從田間的耕作者轉變為工廠里的生產者，他們的身份與命運，在這股歷史洪流中悄然轉變。
北方的城鎮隨著人口激增而迅速擴張，商業也隨之繁榮起來。市集上，來自四面八方的商品琳瑯滿目，從精致的瓷器到實用的機械零件，從柔軟的棉布到堅硬的鋼鐵制品，無一不彰顯著工業革命的成果。商賈云集，車水馬龍，茶館、酒樓、戲院等娛樂場所也應運而生，成為了人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昔日相對蕭條的北方大地，如今已是繁華一片，生機勃勃。
而隨著海上貿易重心北移至登州港與密州板橋鎮港，原本只到達南方的蕃商船隊，如今頻繁穿梭于渤海灣。
碼頭上，裝滿玻璃、香皂、瓷器、絲綢、茶葉的貨船晝夜不息，來自大食、波斯的香料與趙宋王朝北方工廠生產的棉布制品、糖制品、水果罐頭、白酒、木自行車、人力車、火柴、鐘表、煤油燈、面粉、香水等商品在此完成交易。
登州港和密州板橋鎮港的關稅收入兩年間翻了五十多倍，成為新的“黃金口岸”。
為保障工業血脈暢通，朝廷以充盈的財政為后盾，在中原大地展開基建浪潮，疏浚黃河故道、開鑿運河支流，昔日淤塞的河道重新貫通，裝載水泥、煤炭的貨船可直達工廠碼頭；新修的官道如蛛網般延伸，馬車、木自行車、人力車、雞公車川流不息，將工業品運往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研發，麻曉嬌一直在研發的蒸汽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相信要不了多久，火車就能誕生。
真到了那一天，那北方的經濟可就不只是騰飛了，而是工業革命的真正大爆發。
總之，經過了多年的陣痛，趙宋王朝的北方終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復興。這股變革的力量，不僅重塑了北方的經濟結構，更深刻地影響了北方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
而南方，與北方蓬勃興盛的景象截然不同。
士紳集團憑借根深蒂固的勢力，將朝廷推行的新政二策政策視作洪水猛獸，抱團抵制。他們勾結地方官吏，利用宗族勢力操縱輿論，甚至煽動不明真相的百姓鬧事，致使朝廷的改革在江南水鄉、嶺南之地寸步難行。
在賦稅制度上，南方依舊維持著“富者逍遙避稅，貧者困于苛捐”的畸形局面。士紳們通過瞞報田產、虛報人口等手段，將大量賦稅轉嫁到百姓身上。無數佃農既要承受高額田租，又要承擔繁重的丁稅，即便遇上豐年，也難免在溫飽線上掙扎。大量的農戶聽說北方現在發展得極好，所有人都擺脫了饑餓，更沒有了生孩子溺死的事情發生，因此，為了逃避賦稅，為了能吃上飽飯，為了能過上糧食自由的生活，大量的南方百姓舉家北上，致使許多良田荒蕪，雜草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