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澤說的折色征稅，也就是改實物稅收為貨幣稅收，大明其實早就有嘗試。
比如皇帝內庫征收的金花銀，就是折色成銀子征收的。
一條鞭法，其實并不是張居正創造的，而是歷朝歷代大明財臣都倡議的。
但是一條鞭法也同樣有局限之處，最大的問題就是銀錢不通。
蘇澤點頭說道：
“是啊，東南多銀，自然可以折色征收，但是北方連錢法都不通，那折色的善政，反而要變成進一步盤剝百姓的惡政了。”
徐渭還是不理解，他生在繁華的浙江紹興，一直生活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已經習慣了用錢來交易。
用征銀改成征糧，這不是天大的善政嗎？
徐渭一下子就想到了征銀的好處，征收銀錢的數量都是固定的，百姓也很容易知道稅賦的具體數字，那就少了在實物糧食征收中，各級官吏胥吏盤剝百姓的環節。
什么淋尖踢斛，千古以來胥吏盤剝百姓的辦法，很多都集中在征糧上。
銀子不會壞，數目也是確定的，運送起來的成本也低。
相比之下，涂澤民是從基層官員升遷的，他倒是明白了蘇澤的意思。
涂澤民說道：
“青藤先生，銀錢不通的地區，百姓手里沒有銀子，那如果改征收糧食為征銀，百姓競相要將糧食變成銀子，手里掌握了銀子的人，就可以大肆壓低價格收購糧食。”
徐渭頓時明白了，他很快明白這甚至不是惡意揣測，而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在銀錢不通的地區搞一條鞭法，傷害的是這里最基層的百姓，豪紳反而可以通過手里的銀子，以更低的價格賤賣百姓的糧食，最后逼迫交不齊稅的百姓賤賣土地。
這也是張居正一條鞭法最被詬病的地方，因為一條鞭法的執行，陜西、山西、河南等地區的土地兼并加劇，而明末農民起義鬧得最兇的，就是這些地區。
大明財政面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死結。
不改革，地方上的貪腐，越來越高的運輸成本，就可以壓垮大明財政。
改革，貧銀地區的一條鞭法加劇土地兼并，制造更多不穩定因素，最后流民軍四起，大明一樣完蛋。
而且東南地區的大量白銀流入，還導致了另外一個結果，那就是東林復社等團體的興起。
東南地區大量白銀的流入，讓這些地區積累大量的財富，而這筆財富掌握在東南士紳手里，必然會反過來影響政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東南那么多的書院，聘請名師供養讀書人種子，最后這些讀書人考上進士，又反過來反哺東南的書院。
蘇澤以前研究明史的時候，并不認為真的有一個團結一致的“東南縉紳集團”，在操縱晚明的政治。
但是不存在一個組織嚴密的“東南縉紳集團”，并不代表東南縉紳就沒有影響力。
因為東南縉紳也都有各自利益，他們并不是鐵板一塊，所以不存在所謂利益一致的東林集團。
但是東南縉紳也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在朝堂中的影響力，也會促使朝廷的政策有利于他們。
涂澤民被罷官，不就是觸碰到了福建海商的利益了嗎？然后被言官彈劾行勘。
這樣一個龐大的，擁有大量財富，掌握朝堂話語權的群體，在一昧的貪婪和短視中，侵吞了大明的元氣，甚至到了南明還在內斗，最后讓清軍摘了桃子。
這也是蘇澤前世無比惋惜痛恨的地方。
而現在，是隆慶開關的第二年。
大量白銀還沒有流入中國，東南地區只是文教昌盛，遠達不到萬歷年間“天下半富”的地步。
這時候東林先生顧憲成才十八歲，連秀才都還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