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師當即裝出一陣慌張的樣子，辯解道：“官家息怒！婢妾不過是好奇而已，聽聞說仁廟、神廟與宣仁皆對蘇氏文采贊賞有加，故而才偷著看了幾眼！”
“此人文采風流自是當世少有，可學無根底，且品行不端，文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只知一味與同僚結黨營私，反對新法！”徽宗正色道。
師師有點緊張，她平緩了一下情緒，侃侃道：“不過婢妾聽聞此人官聲不錯，極是個能替百姓辦實事的！如他在徐州知州任上，不顧日曬雨淋，艱辛跋涉，在炎夏之時帶領百姓治理水患；在杭州知府任上，為治理當地水患，又疏浚了西湖，修造了一道堤壩，后任林太守雖為新黨，可依舊將其命名為‘蘇公堤’。他兩度在杭州做官，留意到杭州民俗浮薄，人們一意熱衷享受，不喜存儲，不如北方人樸實，一旦遭遇災荒勢必會很脆弱，因而特別有心在荒年多做賑災的準備，杭人至今感念。還有在揚州太守任上，給宣仁太后上了秘密奏折，請求朝廷下撥賑災救助款項，并減掉當年的債務，拯救黎民于倒懸之中。此外他不群不黨，雖初時反對熙寧新法，可后來也與舒王走得很近呢，說什么‘從公已覺十年遲’；還有就是元祐初年，那位司馬丞相主政，一力恢復舊法，蘇氏又向司馬丞相力爭不可，到頭來，反是兩頭不討好！此外還有他與那章子厚的恩怨糾葛，真可謂君子以德報怨的典范！那章子厚為蘇氏故交、同年，可因政見不同幾成寇仇，章子厚得勢時必欲置蘇氏于死地，惜未如愿；后官家將章子厚貶謫嶺南，蘇氏竟不念舊惡，囑咐章家子多帶好藥，并在信中坦陳四十年恩怨早成陳跡……蘇氏曾自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中所見無一不是好人。’自古以來，婢妾還真是從未見過此等肺腑的仁人君子！”
師師一口氣說了這一大車，顯然是有備而來，徽宗不禁紅著臉道：“賢卿這是聽哪個說的？縱然這皆是實情，那也是他做父母官的本分！至于新法一事，他朝三慕四，雖則不從眾，可到底是個沒主見的！至于他與章賊這節，恐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罷！”
師師有點壓不住了，激切道：“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孰又能事事圣明？官家不也需要有幾個賢輔在身旁嗎？若是認定之事，終生不改，豈非執拗？少年與壯年，壯年與老年，一個人是否當有些進益呢？既有了進益，怎能依舊抱持舊見呢？何況世間很多事，只是空談時或恐頭頭是道，卻未必全然曉得其中利害，須得做了，才看得清楚、明白些！”
師師說罷，徽宗竟有些啞口無言，一時臉面上有些掛不住了，氣忿道：“有些人是越來越聰明，可有些人，則是越來越糊涂！”
“蘇氏果然不聰明嗎？那為何宣仁太后如此器重于他？神廟又為何不經中書門下，特以手札將他拔出黃州？”師師越發激動了，“官家即位之初，不也是定年號為‘建中靖國’、調和新舊兩黨，以望和衷共濟嗎？怎么如今將舊黨之人踩得這樣狠，豈非失了祖宗厚待天下士大夫的初衷？”
“那些舊黨之人多的是像程頤那樣的道貌岸然的小人！開口圣賢、閉口圣賢，但做的是什么？”
程頤其實跟東坡先生是冤家，學術上也有很大分歧，東坡真是對他厭惡透頂，也恨透了。東坡覺得程頤為人虛偽、做作，雖擺出一副圣人衣缽繼承者的面目，卻喜歡奔走高門；做了哲宗小皇帝的老師，卻裝正經裝得過了頭，一點循循善誘、洞察人心的智慧都沒有，對此連司馬光都看不下去。程頤五十歲才做官，很快就成了帝王師，結果被一幫學生、門徒所包圍，也形成了一個黨同伐異、爭名逐利的小圈子，程頤因而被人視為“五鬼之魁”。當時朝廷里很多人都對他厭惡透頂，所以集體上書趕走了他，這其中也包括東坡，而程頤的門徒自然恨死了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