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梅機關’機關長的命令，藤田由紀夫感到有些憋屈，他有些不能理解為什么機關長閣下會迫于南京傀儡政府的壓力而做出這樣的決定。在他看來，只要擁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清查，不管是那個情報中指出的共產黨高級干部，還是共產黨隱藏在石頭城火車站中的潛伏地下黨都應該能被甄別出來。
但是這份機關長的電報恰恰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而且在回電中，機關長對于這份情報的真偽提出了質疑，指出如果情報是真的，那么不應該那么長的時間還沒有能查出那個共產黨高級干部。
對于這一點，藤田由紀夫反而有不同的看法，他堅信這份情報是真實的。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對袁世恒的完全信任，而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問題。
因為如果這趟列車中真的沒有共產黨的高級干部，那么為什么會有共產黨潛伏在石頭城火車站的地下黨成員冒著暴露的風險利用鞭炮發出警告信息？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藤田由紀夫再次發了一份電報給上海的機關長，列出了自己的理由，申請將這列火車多扣押在石頭城一天，好讓他能夠繼續清查。
仿佛他提出的理由最終打動了機關長，藤田由紀夫再次接到了機關長的回電，同意了他的請求，但是也再次重申了不管有沒有請查處目標，到了時間必須要放這列火車離開。
得到了上海‘梅機關’的許可以后，藤田由紀夫坐不住了，他親自坐車到了石頭城火車站，主持清查行動。
而在石頭城火車站內，連續翻來覆去的清查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田中太郎和袁世恒以及村上信之助等人都已經滿臉疲憊，眼睛里充滿了血絲，可就是沒有一點成效。
不管是對于那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還是對于火車站內的共產黨地下黨員的清查，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結果，哪怕是嫌疑對象都沒有。
田中太郎和袁世恒依然負責對于旅客們的清查，不管是站臺上已經下車的旅客還是火車上每節車廂的人員，來來回回都清查了四五遍，每個人每次都被詢問了同樣的問題，這是袁世恒想出來的辦法，他期望以這樣的方式看看這些人每次的回答有什么不同。因為袁世恒認為，如果被清查的對象想要說謊，即便是以前對于問題的回答準備過，每次的回答中總會有一絲細微的差別，如果出現了這種差別，就可以列入嫌疑對象。
田中太郎也是審訊的老手了，他當然同意袁世恒的這種辦法，但是翻來覆去對每個人進行了多輪的訊問，依然毫無頭緒，連嫌疑對象都沒有。
而村上信之助帶著尹群立昨天抵達了火車站以后，田中太郎就將清查火車站內共產黨潛伏的地下黨這個任務交給了村上信之助。
村上信之助當然同意田中太郎的判斷，將火車站上班的所有中國員工和緝私調查處在火車站關卡的所有人都看管了起來，一個一個地單獨訊問，當然他在知道了袁世恒所得到的情報內容后將懷疑的重點放到了火車站內的中國籍員工身上，這部分人是他親自負責審查的。
而緝私調查處在火車站關卡人員和那些裝卸工人則交給了尹群立負責審查。
尹群立直到進入了火車站以后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根本沒有得到過李毅鑫有關這件事情的任何通知，也不知道這實際上是老候射擊出來的一個局。他心里同樣很緊張，他必須要考慮如果那個黨組織的高級干部被清查出來后他應該怎么辦。
而很顯然在火車站內原本應該負責接應的地下黨同志發現消息走漏，日本人在設局以后想辦法發出了警報信息。也就是說這個同志的安全現在同樣非常危險。
只是按照田中太郎和村上信之助之間的分工，尹群立現在根本對于那個黨組織高級干部的清查行動無法提供掩護，因為他插不上手。
不得已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看能不能對于那個發出警報信息的地下黨同志提供掩護，爭取這個同志的身份不暴露。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尹群立清楚這是他現在只能做到的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