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在朝堂上據說引起了軒然大波。當然，一般人能夠理解，既然要北伐，那就必須要建材和擴軍，沒有糧草和士兵，上哪里去打仗？
但是，國家還有一部分淪陷區在金人手里，想要恢復到仁宗朝、英宗朝那樣的全盛貿易歲入過億，也不太可能，要不然趙官家也不會一門心思支持張俊搞海貿了。
而東南和巴蜀作為靖康之后建炎年間賦稅和徭役最重的地方。本身對北方的戰事毫無興趣，全憑官家的威望強壓，在大戰之前做出一定的安撫也是有道理的。
更不用說，東南本是道學家和退休官員聚集的地方。牢騷滿腹，都是說輕的。趙宋官家要建立新總，畢竟也要禮敬這些曾經在國家危難之時力挽狂瀾的人物。
但最惹人爭議的還是“正名”這一條。官家強迫二圣回憶當年和金國交往的種種弊端和錯誤。等于讓他們在底報上公開寫回憶錄，這種逼迫父兄的行為簡直把他們安置在少林寺和洞霄宮還要惡劣。幾乎遭到了所有道學名家和一些老年儒者的反對。就算是原學一派，也多有緘默者。
畢竟中國是個孝道社會，趙九敢如此刻薄的對待太上道君皇帝，那是因為靖康恥的慘痛太過強烈。每一個大宋人民都受到了無窮無盡的痛苦，所以他們對趙玖一些過激的言行都會置若罔聞。但這個容忍度并不是無限的。
但話又說回來，憑借著趙宋天子這些年的絕對權威，他想干什么事情，又有誰能真正攔得住呢？哪怕金國那邊三個攝政親王也不行。
所以最終的結果是，朝廷仿效了靖康中的那次著名朝會，以數人頭這種方式直接的通過了張浚的一攬子方案。
真正對此激烈抗辯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靖康時節的氣節之臣李綱。吳瑜知道那一天趙官家非常生氣，連后宮都沒有回，是直接到的呂公相府上過吃的晚飯。
等回來了之后，黑著臉一句話也不想多說。吳瑜見狀，壓根兒就沒敢抱兒子出來。
吳瑜坐在一旁，輕輕的給他順著氣，難得勸慰了一句，“官家為江山社稷受了太多的委屈，但臣妾當時讀書，有這么一句話記得很牢固，受國不祥，為天下王。。。。。”
趙官家輕輕一笑，復又斂了神色道，“你說的這些我都明白。這也不是懷疑李伯紀的操守，只是有些失望罷了。君臣這么些年，朕一直以為他和我是有默契的。”
這一會“朕”一會兒“我”的，可見趙官家說的是心里話，可是吳瑜的政治水平在那里擺著，也不可能說出更加高深的勸慰之語來。如果趙官家的心結那么容易被勸通的話。那么呂好問，趙鼎和張俊浚早就一起出馬了。
但沒有戰爭和巨大財政改革的前提下，吳瑜覺得時間過得格外快。整個建炎七年，仿佛很快就過去了一大半兒。外朝之間的許多事物，她也不怎么關心了，因為養孩子實在是一個體力活，小孩子仿佛見風就長，原佐從呀呀學語已經到了可以會清楚的叫“爹爹”和“阿娘”。
而吳瑜又被太醫確診懷了第二胎，接受了一些朝臣夫人們的祝賀。
當然，這一年趙官家也沒閑著，他的所有精力都用來挖錢上了。和大理、南岳開展了貿易不講朝貢只講金錢貿易。連高麗和日本都用海上溝通的方式做起了買賣。然后外朝上不僅拍賣了人家正店的送餐名額，給各部的官員們包了午餐。這些花樣搞下來，這一年的中秋大祭，大家都寬裕了不少。趙官家發下的禮品都比往年豐盛了許多。
但是到了冬天。漸漸留起胡須的趙官家還是生了病。鑒于他已經二十七八歲了。又多少年泡在軍營里，朝廷內外，后宮上下，一開始也沒有把這件事情當成大事來看。只當是尋常人，因為變天，偶感風寒，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畢竟誰也不是鐵打的。
吳瑜一開始還覺得。當年韋太后買的那只鸚鵡，如果送給官家姐妹兒還真不錯，至少不要讓他這么拼命，活活把自己累出病來。
但就是這樣的普通風寒。卻讓一個人慌了神。那就是對于趙官家來說最體貼不過的御前班直首領楊沂中。
據說他近乎粗暴無禮的剝奪了潘國丈的用藥權，每一味藥都必須是班直上街去抓。而且調好了藥，她自己先試喝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