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海陸之間宗藩交流的日益頻繁，朝廷與各大封國的往來聯系已成為帝國朝廷為政治國不可或缺的一個課題，但實事求是地講，南北封國以及王國之下的那些“公國”、“侯國”，只是圍繞著中央帝國這顆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國想要持續發光發熱，還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國事務，于帝國中樞而言，只是小節，根本永遠在帝國內部，在政治政策，在億萬子民。
而有一說一，帝國朝廷自皇帝以下，其關注的重心永遠在大漢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區、數百州府、上千縣鎮，國家秩序之運轉、權力之斗爭、利益之分割，都是圍繞著“傳統”漢土而展開的。
從建隆八年開始，大漢帝國基本可以說來到了他最美好的時刻，最巔峰的狀態，從政治、軍事、經濟、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綜合權衡，這是他最強盛的一個階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這十年，如果從國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劉文濟并沒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國的發展已然進入一個瓶頸期，即便有封國的刺激，依舊很難有新的變化。
而為帝國定下基調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實則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留給劉文濟的，只是在既有框架體制之下，進行一些適宜的修改匡正，維持帝國的健康有序發展罷了。
這份維持，固然沒有那么轟轟烈烈、波瀾壯闊，但在尺度與分寸的把握上，是極考驗一個皇帝的成色與火候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而劉文濟也正是以繼承者與捍衛者的身份，用這種小火慢燉的辦法，漸漸熬制出一個巔峰的帝國皇朝。
十年間，在治國上，劉文濟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首先在人才選拔上，一大批優秀才俊，被發掘出來，并逐步走上帝國政治舞臺的中心，這些都是在劉文濟治國指導思想下冒頭的才學之士，深深烙印著屬于他的印記，是維護劉文濟統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舉蔡齊、晏殊、范仲淹等臣為開端，繼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鮮血液進入大漢官場。
老一輩宰相李沆、呂蒙正等人期待的，屬于文人臣的春天，終于到來了，在帝國建立八十年后，屬于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第一次從場面上蓋過了勛貴。
地方上，劉文濟關于吏政學校的嘗試，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婁江學院就不說，三十年的時間下來，那已經是東南諸道司最主要的吏職人才來源，在婁江學院總院之外，于諸道道治城市還建立分校。
與此同時，劉文濟又在長安、成都、長沙分別設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學校，模式如出一轍，將“專吏專才”的理念進一步推行下去。
雖然很難有準確的官方統計，但建隆時代的帝國官僚階級，其整體素質是向上提升的，同時馭民能力與犯罪手段也在不斷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