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誠嘆口氣，華盛頓郵報后，自己終于挑大梁一部反映社會現實的好作品。
可惜還是有很多遺憾！
比如主角的視角下，對達到目的設置層層阻礙、通過片中的事實影像的陳述、律師團隊、妻子的支持，這些構成不斷向前的阻力與推動力，深化事件的感情因素，從而從側面烘托主角的人性光輝。
所以他在影片中的形象是立體的，屢屢上鏡的妻子與事務所管理人通過一些片段也可以立的住。
相反對立面杜邦這邊的描述就略顯簡單，前半部分只有杜邦的領導人出鏡，后面除法庭戲份，杜邦的所為幾乎是從對話中得知的，站在主角對面的最大敵人不由得被扁平化。
一方面導演托德畢竟很少觸及紀實類電影，而以人為基本單位是他一貫的做法，以主角為基本單位去擴大事件影響，對于文藝片導演無可厚非，并且對觀眾的情感沖擊并沒有減弱。
另一方面則來自事件改編電影的方向，社會事件改編電影的處理視角方式中，群像與個人視角都很常見，主要在于導演或者整個制作團隊所期望的效果。
《聚焦》之所以拿下88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靠的并不是簡單個人情感的同理心，社會事件本身的意義以及人物對位群像出演冷靜克制突出整體事件的社會影響，并進一步拉近觀眾的好感，無需刻意、無需濫情。
丁誠認為社會事件突破口的以反抗題材居多，這類電影需要觀眾與人建立聯系，有時候可以用更戲劇的方式去塑造這個人物，這點在今年奧斯卡系電影《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中同樣可以找到。
導演設計一個善良樂于奉獻的形象變躍然于屏幕之上，先抑后揚或者先揚后抑再揚也是塑造人物的關鍵手法，同樣事件本身就是揚-抑-揚的過程，典型事件對觀眾情感認同的便利性體現的淋漓盡致。
能夠反應這個事件并給觀眾以啟發就是一部合格的事件改編電影了，做到這點，好萊塢工業似乎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平靜的敘事、克制的文風、到位的個體塑造再加上適時的陳詞演說，追求劇本流暢、體現故事內核、放棄作者思考的風格在追求作者性藝術電影里找不到位置，但制片廠維度內所搭建的樸實直白的感情內核會特別適合普通觀眾。
影片的話題意義超過藝術價值，這是毋庸置疑的。電影對社會和法制的推動，韓國《熔爐》是杰出代表，直接推動政府出臺了未成年人保護法。
好萊塢同樣喜歡把一起起真實事件搬上銀幕，讓觀眾了解事件的始末，這無疑會加強民眾對政府和公司的警惕性和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