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銘，你被分到那個單位了？”
“鐵道部。”
“也是好單位！”
“陳剛，你被分到那個單位了？”
“我的單位不咋的，農具廠。”
“孫韶，你呢？”
……
“高興，你分配到那個單位了。”
“我啊，好像是分到機床廠。”
啥機床，張高興對木雕活兒在行，可對這機床一問三不知。
“那你單位也不錯，現在國家大力發展工業，機床是工業基礎產業，這行業紅火。”
也就那樣吧，張高興對于這份畢業分配并不在意，他去年就拒絕了幾個不錯的單位，他一心只想下海。
于大多數學生而言，除了張高興這種被教授特殊關注過的學生，其實大部分人分配工作，就業包分配單位的職責工作只是把蘿卜栽進坑里。
因為分配的流程是根據教委聯合其他部份，根據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用人需要，指定分配計劃，然后下發給各個高校，高校根據這張表格，再推薦合適的人選，但這其中幾個環節都是粗糙的。
這也是后來慢慢取消單一的分配模式的緣故。
因為其中存在幾個方面問題。
統得過死，包得過多，畢業生，學校與用人單位不能事先了解，互相選擇造成大學生專業與配備的崗位不適合，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對大學生的包分配也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力，不管是否需要，全部按計劃分配，容易造成人才積壓浪費，又難以得到急需對口專業人才的指標。
對于學校來說，統一分配畢業生，割斷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系，課程的設置和專業結構可以不考慮社會需求，使得教育效果難以得到實踐檢驗。
對于學生來說，一進校門，就捧上了鐵飯碗，立即是國家干部身份，后來使得一些學生畢業就就業，課業好不好無所謂，分配時，也是聽天由命的被動地位，無法自主按照自己的愛好，特長，職業技能，能力，職業興趣選擇工作。
使得**十年代后面越來越不滿足“被安排了”。
因為包分配看上去很穩定，安全，不過隨著眼界的開闊，他們意識到完全包吧，是保證你有工作，但不保證有一個稱心合適并能發揮長處的工作，基本上一分配不是定終身，但是也是耗費大半生。
于是一些學生在八十年代末就開始自己聯系單位，他們不滿足于就業只能通高校，教育部兩個大門，這跟舊時的婚姻一樣，結婚前雙方是不知曉對方的。
后來包分配制度正式取消，許多的大學生畢業去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闖蕩，但是八十年代初就丟鐵飯碗，去闖蕩的，估計也就是唯張高興一個人了。
因為他覺得九十年代再去闖蕩，與他而言，太晚了，還熬個十年，把自己最好的年華埋葬掉，他才不愿意，他要沖在這個時代洶涌潮頭沖浪。
那才不枉一生啊！
宿舍里同窗三年半的舍友門相繼拿到了報到證。
大專院校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報到證。
封面寫著對大學生的最高指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
里面是報到單位，相關蓋章。
報到證最后背面是報到的注意事項。
畢業生憑本證向工作部門報到。
畢業生對本征應注意保存，如有遺失，應即登報聲明作廢，并報到工作部門和向原發證機關申請補發證明新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項。
張高興想著是不是直接撕拉了報到證，然后不去報到，想著這樣回頭用人單位見自己沒去，不得弄個底朝天地找自己啊，新聞要是來個大學生張高興報到中途失蹤，那不得把家里人給嚇死。
所以，他決定去皖南機床廠走一遭，說自己要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