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隔壁縣，就是冀省首例非瘟疫情的爆發地。
說到這，老周下意識地壓低了聲音：“你不知道吧，隔壁縣現在是亂七八糟的，養豬戶規模不管大小，都在瘋狂拋欄。一到深夜，大車小車直奔那邊，一車車的豬往外運……”
羅邦聽得直皺眉。
這就是社會眾生相、世間百態了。
疫區養豬戶最是恐慌，甭管是不是有病毒潛伏，只想著“能賣一頭是一頭”，拋欄的生豬價格也是跌到了谷底。
價格一低，就有了利益。用老周的話來說，就是“疫區3塊的豬價，到非疫區就有6塊多，利益驅使車往低處走，豬往高處行……”
問題是，根據農業農村部的要求，有1起疫情的縣，就要暫停該縣生豬產品調出該縣所在市，暫停該市所轄其余各縣生豬產品調出本省……隔壁縣毫無疑問屬于“暫停調出”的范疇。
要說隔壁縣設立的防控非洲豬瘟臨時檢查站也不止一處，但豬販子就是能神仙過海，各有路數。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啊！”老周撇撇嘴道。
羅邦沉默不語。
其實，從07年非洲豬瘟傳入北方鄰國以后，國內就開始進一步加強了對非洲豬瘟的監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應急預案以“防患于未然”。應該說，爆發非洲豬瘟后，相關部門是迅速做出了反應并及時應對。
然而，正如其他很多政策，好意的出發點，往往在執行中逐漸扭曲，最終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像隔壁縣的亂象，僅僅是冰山一角。非洲豬瘟能在短短一兩個月時間內蔓延多省，生豬跨區域調運，尤其是“非法”跨區域調運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
非洲豬瘟過去的幾十天里，這種為了一時的蠅頭小利而害了更多養豬人的現象屢見不鮮。就像有專家所說：非洲豬瘟來了，豬還是豬，人可能已經不是人了！
身為生物安全實施專家，羅邦對此痛心疾首。但他能做的著實不多，能做好自己的事都累得不想說話了。
“總會慢慢改善的。”這是萬能的自我安慰，羅邦自嘲一笑，突然對老周說道：“你可不會有什么歪念頭吧？”
老周一愣，馬上大聲喊冤道：“我哪敢啊。現在多少豬場老板都想搭上嘉谷的路子，我是昏了頭才自尋死路……”
“自尋死路”肯定是夸張了，但老周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
有一個數據大眾很少注意到，國內年出欄一萬頭以上的大型豬場，數量不算多，但嘉谷系出身的占了六成有余。
這不是偶然。
并不是所有的規模化豬場都可以把豬養好的，還要看養豬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嘉谷農牧作為高度集約化養豬的佼佼者，幾乎是引領了大型豬場的主流。
就拿育種體系來說，大型的養豬企業，如嘉谷農牧和溫氏，包攬了從最上游的曾祖代種豬到最終商品肉豬的仔豬。中型養豬企業，從父母代的二元母豬開始做。小型企業，則是自己買仔豬來育肥——老周就是屬于第三種。
整個育種環節的流程做得越好，商品肉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就越低。這一塊，嘉谷農牧赫赫有名，想要引進嘉谷培育的仔豬，都要經過一番競爭。
實話實說，加入嘉谷系養豬場要付出的代價不菲，所有生產資料都受嘉谷農牧影響不說，人家還有出欄肉豬的優先采購權。
饒是如此，依然是追捧者眾，那必然是得到的好處遠大于付出的代價。
這不，非瘟一來，差距就立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