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太史公開始，漢人寫史書這種事，本就講究一個兼聽則明。
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個時代的人未必能搜集到足夠詳實的史料，很多事情必須通過別人轉述或者議論來旁敲側擊，獲得最接近真相的歷史片段。
另外，對某個歷史事件，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若是只取一家之言，未免有失頗偏。
所以最好的史書，應該是把所有能夠搜集到的觀點和對事情的論述，都盡量編入史書，以供后人評判。
當初太史公就是這么做的，他在一些更接近上古傳說的歷史上，也只是抱著姑且信之的觀點記載的。
莊家寫《周史》，也是同樣的做法，他們不可能不收錄作為歷史親歷者的大周宰相文仲對那段歷史的看法，不管他們自己是否贊同。
然而，就是這個寫史的傳統，讓莊家還沒洗清刺駕案的嫌疑，就又陷進了另一個巨大的漩渦。
雖然都有些牽強，但這兩個案子坐實任意一個，都足夠把莊氏抄家滅族了。
徐世楊本人是1798年底，抵達金陵后才得知有這么一件案子的。
他看了刑部對莊家各人的初期審訊記錄，以及內閣諸位成員對此案的評價，然后又看了看莊氏編寫的《周史》。
根據審訊記錄，莊氏曾經的門客確實參與了大理刺駕案，但那個大俠也確實已經五年沒跟莊氏聯系過了。
所以，如果說莊氏是刺駕案參與者之一，那么的確還需要更多證據。
但若是真的所有參與者都誅九族，那么莊氏作為嫌疑人之一的確應該受刑。
至于《周史》案，這個事實認定非常清楚，莊氏確實在他們私自編寫的史書中收錄了文仲對華夏的評價，那評價也確實是把華夏對大周的吞并說成謀逆。
但是否因此定罪，以及如何定罪，這個就不是下面的辦案人員能夠決定的了。
內閣對此事的看法有些兩級分化。
禮部、吏部、戶部三位尚書認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文人寫個史就算謀反的話，這謀反未免也太容易了一點。
但刑部、工部和兵部三位尚書認為這就是謀反，不能因為對方孱弱來否定對方謀反的意圖。
何況，再小的威脅也是威脅，應該扼殺與萌芽之中。
三位輔政大臣中，首輔認為莊氏算是謀反，兩位次輔認為不算，看起來似乎是為莊氏開脫的人略占上風。
但兩位更關鍵的人物中，皇帝認為應當嚴懲莊氏，而太子徐世楊剛剛得知此事，尚未表態。
因此，徐世楊的態度，就成了決定莊氏命運最關鍵的一票。
這不僅僅是內閣支持哪一方的人多的問題，還因為徐世楊才是帝國真正的最高統治者。
簡單來說，徐世楊擁有一票否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