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徐世楊覺得，大家對此時的評價，完全取決于各自的立場，或者說：P股。
比如刑部，非要定莊家的罪，主要是為了顯示刑部工作的積極性和成效——破獲這種謀逆大案對刑部來說是可以對外宣揚的功績。
而工部和兵部，主要是因為他們屬于徐世楊的嫡系，代表帝國的軍功貴族集團，是當初滅周（以及其他國家）的主力，因此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功績被人抹黑成“謀逆”。
皇帝想要嚴懲莊家的理由也是如此——他不希望自己被人說成得位不正。
至于反對嚴懲莊家的內閣成員，理由就簡單的多了——禮部認為史家寫史書本來就是這樣，這件事情很正常。
就算是官方今后編寫周史，最好也把文仲對帝國的評價收錄進去，這樣至少能顯得帝國大度。
吏部、戶部，以及兩位次輔大臣也是差不多的想法，而且他們覺得帝國吞周算不算謀逆，其實是件很無所謂的事，因為事實就是帝國贏了，大周輸了，這就足夠了。
至于徐世楊……
真有意思。
這是帝國皇太子對此案的第一個評價。
大家不明白此案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徐世楊的記憶中的歷史上也有一個與之非常類似的案子。
他記得，那件案子似乎也是湖州一個莊姓財主延攬天下文豪，給已經滅亡的前朝續史，結果被姓查的告發，引來了族滅之禍。
不過，那個時代，莊氏遇到的是以殘暴著稱，以蠻夷代華夏的韃子政權。
而這個時代的莊氏，很幸運的遇到了以民族主義立國的華夏。
“漢人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自然也有把這個時代發生的事完整而正確的記錄下來，流傳后世的權利和義務。”
徐世楊在案件樣本的背后寫到：
“我的意見很簡單，不管那些對帝國的評價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看法，這都構不成犯罪，自然更不是什么謀逆。”
“何況我可以確定文仲確實說過這些話，若是要定謀逆，那得先從楚國把文仲抓回來。”
“實際上，這個案子反而讓我覺得那些舊文人也并非完全一無是處。所以我允許莊氏繼續編寫《周史》，而且我允許他們查看前周的館閣檔案，和帝國內部十年前的檔案資料——我不是不允許他們查看更多資料，而是因為帝國會議檔案有十年保密期，等秘期過了之后他們再逐年查看吧——反正編寫史書這件事，也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完成的。”
“所以，周史案根本就不該存在。至于刺駕案，請刑部查找切實證據，如果莊氏并未參與，那就不要牽連過廣——即使連坐，我認為牽連三輩人（父輩、子輩、平輩）就已經很嚴酷了——要記住，對待漢人，我們應當有更多耐心和同情心，以后只要不是十惡不赦，對漢人罪犯，應當本著‘少殺少判，寬大處理’的原則辦事。”
“還有，跟莊允誠（明史案主犯）說一聲，我希望有機會親自給《周史》做序。”
“啊，還有，派人查一查那個誣告莊氏的查繼佐。”
最后這句話純粹處于徐世楊對這個人的私人惡感，但估計得到暗示的刑部不會對他手下留情。
這樣的人，說他一聲光明磊落是不可能的，總有些把柄可以抓住，然后就能讓他嘗嘗上綱上線的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