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舟被她拐的仿佛失去語言組織能力，東拼西湊擠出這幾個字。玲姐多精啊，一看路楊什么都明白了，拋下一句，“里面有人值班”便拽著周一舟直沖。
周一舟仿佛一頭拉磨的驢，盡管如此她還記得和同行而來的路醫生回頭道別，她佩服玲姐，拐她都能拐出兵荒馬亂的逃難場面，她在慌亂中與路楊遙遠一對視，奇怪的覺得什么辭別的話都不必說了一樣。
她現在像個將要遠征的將士，回頭與她的戰友道別，千言萬語都不及這個眼神。
那是一種不同以往任何場面上的注視，帶有祈禱、祝愿、擔憂和盼歸的眼神。
出了大樓，周一舟眸光呆呆盯著地面，她懷疑自己過度剖析他的眼神，實際上，再普通不過的一次觀看罷了。
他們又不熟。
阿哲趕到的時候，周一舟已經在了。晚高峰接到急診電話，說接到車禍患者，命懸一線，讓OPO來做做工作。患者已經失去意識，最終是否捐獻，還需要家屬決定，畢竟你不能對著一個接近腦死亡的人說“你愿意把你的器官捐獻出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嗎？”，也沒有患者可以躺在手術室里回答你，這一部分，屬于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
畢竟這是規定。
即使取得了家屬的同意，舉例捐獻成功，也只完成了一半。
根據條例，協調員需要取得捐獻者所有直系親屬的簽字，來不到現場的，也要有委托書。親屬還要提供與逝者的關系證明，所有這些材料要被交給倫理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后，進行器官的網上分配，然后才會進行器官獲取手術。
在前半年的跟拍工作中，周一舟見識過材料準備的狀況百出。有的家屬從老家趕來，沒帶戶籍關系證明，有的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戶口本上，結婚證又找不到種種。
今天的狀況算是明朗，患者是本地人，沒有婚姻關系，直系親屬是父母，雙親健在，但這種情況也有所需面對的困難，父母同意捐獻孩子的器官是最難的，特別是獨生子女。在玲姐接觸的這種父母同意捐獻的案例中，協調的成功率大概八分之一。
一般情況下，協調員不會在與家屬初次見面時就提捐獻。玲姐會詢問病患家屬，患者是怎么發病的，今天這種交通事故，她會問責任判定情況，先提供幫助，然后再循序漸進。
手術室里在爭分奪秒，手術室外，在天人交戰。
一面是家屬的情緒需要緩沖，另一面是患者的生命在倒計時。
對于協調員的這一方，今天的工作算順利。
患者搶救無效，家屬同意捐獻。
——家屬在那里哭得死去活來，他們還在那里拍拍拍……
耳邊突然浮出這句話，周一舟也不知道是自己良心作祟還是怎么回事，她心很慌，心慌的同時帶有隱隱不安，以及一種沒來由的無力感。
估計是餓的，早上阿哲帶了煎餅，她吃了一半便跑去對接拍攝地點，余下一半在下午被轆轆饑腸想起，她心疼阿哲的血汗錢，就把它吃了，其它再沒進食。
按下心頭的慌亂，她耐著性子走向家屬，“我知道現在這么做很殘忍，我也知道你們做出這個決定一定十分困難，但還是想請你對全國人民說一下，為什么選擇做出這個偉大的決定。”
地上的媽媽幾乎抽搐：“我們的家庭已經很痛苦了，不想再讓別的家庭在經歷這樣的痛苦……”
振聾發聵的哭喊沖破她的毛囊，周一舟感覺渾身上下都在跟著捐獻者家屬的哭喊在波動。她哭得肝腸寸斷，她聽得撕心裂肺。
“你沒事吧？”
急診大樓外，阿哲關了攝像機急忙前來安撫自己的伙伴。
看她臉色煞白，阿哲安慰她，“汗，你別多想，人在面對生命的時候總是這么無力。”
待捐獻者捐出了自己的器官，阿哲也從沒預設過這樣的情況，《放棄有創搶救治療知情同意書》遞到家屬手里，其效果不亞于電影中的“死亡通知書”。那位母親哭喊著不肯簽的時候說“要是我簽了，他本身還有活過來的機會，卻因為我寫了放棄治療不是作孽么？”阿哲一個大男人在攝像機后面聽著都揪心，更何況這多愁善感的大藝術家周一舟呢。
“我有時候也覺得醫院有些章程真的很不人性化，雖然知道醫生不會因為家屬簽了‘放棄治療’就懈怠搶救，但讓家屬簽這個不是在人家心口上開槍么。”
阿哲滿腦子都是鏡頭里那位沉默的父親顫抖著雙手的畫面，再看看那位老母親，蠟黃的臉上都是皺紋，做決定的時候那么痛苦，阿哲覺得他不能再往下想了，再想又要影響周一舟情緒，他作為男人，這種時候不能讓女孩子沒有依靠。
“平常心，我們把它當做工作，平常心對待就好，千萬別較真，共情太深對你沒有好處，聽到了嗎周周？”
阿哲回頭去找周周，哪里還有周周，周周被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打橫又給抱進急診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