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比兩國的國情后，少梁的變法基礎要比韓國好得太多，上有以東梁君為首的權貴權力支持變法，下由舉國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為基層的官員，引導百姓，可以說少梁臣民在紀律性、組織性、協同性上一個不缺，至少在國內幾乎沒有絲毫的掣肘與阻礙，這即是少梁本身的優勢，也是墨學治國的優勢，兩種優勢相疊加，促成了眼下少梁舉國謀求變法發展的現狀。
別說韓國比不上，天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了。
隨后除了集權方面，申不害也與李郃、墨踐探討了法治方面的側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為三派，即‘重法派’、‘重勢派’與‘重術派’。
重法，即指視法令為至高無上，一切依法而辦，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秦國的衛鞅，別看衛鞅當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樣，事實上他在秦國施行變法時十分嚴苛，僅從‘連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勢派，則主張維護君主的無上權力，這一派法家弟子認為只要有強有力的君權，便能順利推動新法，這想法其實與申不害的主張十分相似，但申不害并不是這一派的忠實擁躉，他其實是‘重術派’，只不過是被韓國的國情逼地沒有辦法，才主張君主集權。
重勢派真正的例子是齊國稷下先生慎到。
最后就是申不害主張的‘重術派’，說白了就是用靈活的方式來推動變法，而主張君主集權，其實也就是申不害受迫于韓國國情而做出的‘靈活改變’，包括他對韓國國內舊貴族勢力的妥協與拉攏。
而李郃當然是傾向于‘三者并重’，既要有優秀的法令，也要有強有力的政府去推動，且推動的方式也要講究靈活，法、勢、術三者皆不可或缺，這一點在他看來是眾所周知的。
申不害雖然對墨踐主張的墨家學說并不感興趣，但卻對李郃所講述的法治理念頗感興趣。
五月初五，秦國相邦、左庶長衛鞅再次趕赴舊梁，專程來見申不害。
申不害對此并不奇怪，畢竟前幾日在見過秦國駐少梁使者樛游后，他就猜到他赴少梁一行瞞不過秦國。
在與李郃私下商量了一下后，申不害決定等一等秦國的使者，看看能否與秦國達成什么默契。
別看韓國是魏國的盟友，且被秦國占去了許多的土地，但其實韓國并非鐵了心站在魏國那邊，就像少梁一樣，秦、魏兩國其實都是韓國的敵人，只不過韓國既沒有能力獨自對付其中一國，更沒有能力同時與兩國為敵，因此只能選擇其中一方。
倘若此次能從秦國這邊得到什么承諾，這當然更有利于韓國游走于秦、魏兩國之間。
然而尷尬是，韓國由于也是大國之一，它注定享受不到少梁的‘待遇’——秦國可以不在乎少梁的發展，只要少梁別站在魏國那邊即可，畢竟秦國自忖少梁威脅不到它。
但韓國可不同，它的塊頭比少梁大太多了，這就注定秦魏兩國誰也不會放松對它的監視。
不過這次，秦國相邦衛鞅倒還真是懷著對韓國的善意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