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導演，我也是有工作的，對吧？我不是家庭主婦，我和馬文一樣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職場生活，我也是一個獨立自主的職場女性，對吧？”
漸漸地，黎文貞也跟上思路，隨即就意識到一個關鍵：
馬文并不是這個家庭里唯一的經濟支柱，陶麗也同樣擁有收入。
“按道理來說，我們應該是平等的，但顯然，我的收入沒有馬文那么高，盡管我也是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盡管我的工作能力也非常出色，但我總是無法成為管理層，所以我的收入就始終比不上馬文。”
“但我也知道，馬文做得很好，我也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做得最好。”
“所以，我努力維護馬文的體面，在朋友面前、在親戚面前，扮演著妻子的角色，并且不斷告訴自己，我是一個女人，同時也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我需要包容也需要隱忍，我需要維護屬于我們的安定。”
“但顯然，在馬文的心目中，我們都是可以拋棄的，我是，孩子們也是，我們都是超級英雄拯救世界的犧牲品，我們在那些英雄故事里都是沒有性格沒有棱角甚至沒有選擇權利的炮灰。”
“我想著，也許至少我能夠聽到馬文的一聲抱歉，那么我還是愿意繼續維護我們家庭的完整，但沒有想到馬文否認了所有事實。”
噼里啪啦，行云流水，黎文貞也有些停不下來。
從這里就能夠看得出來，不管如何，馬文的思考落腳點始終是自己，而陶麗的思考落腳點始終是家庭，這也是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之一。
話語說出口之后，黎文貞很快就意識到，其實電影根本就不需要探討“性別在社會結構里扮演的角色”，因為導演已經不動聲色地將性別、經濟、權力等等標簽融入角色里，然后借助一場雪崩對婚姻關系對情侶關系的沖擊，進而引發觀眾的思考。
也就是說，電影不需要如同說教一般反反復復強調性別，自然而然就能夠在觀眾的腦海里埋下一枚思考的種子。
高！實在是高！
難怪曾遠文剛剛詢問陸潛那個問題的時候，陸潛沒有給予回答，因為正確答案是，電影的確在討論這件事，但電影真正的高明之處就在于，陸潛不會在電影里直接露骨地討論，而是將討論空間留給觀眾。
想到這里，黎文貞就抬起頭看向陸潛，提出了一個疑問，“導演，所以陶麗才會兩次在朋友面前扮演受害者嗎？”
“但我的問題就在于，我本來就是受害者了，為什么還要表演？”
“游客”劇本最巧妙也最特別的地方就在于，馬文和陶麗夫妻的事情，因為性別以及社會地位的錯位而失去了內部解決的機會，于是就展示在充當公眾的朋友面前，第一次只是讓馬文有些尷尬，但第二次卻讓傾聽整個事故的情侶也發生爭吵——
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會怎么做？
更進一步地，再將相同的問題拋給觀眾，正在欣賞這部電影的觀眾們，又會如何選擇？是否有人敢于說真話，還是有人會像馬文一樣嘴巴上不斷強調自己肯定不會卻心懷鬼胎地不確定自己的真實想法？
“中產階級道貌岸然的面具”，就會出現在每一位觀眾的臉頰上。
通過這樣的方式，陸潛將思考的空間留給觀眾，關于婚姻、關于性別、關于道貌岸然、關于本能反應等等等等。
自然而然地，馬文和陶麗在朋友面前的“表演”就非常重要了，因為我他們的表演很大程度上就在影射觀眾的反應——
觀眾們是否會“表演”給自己的伴侶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