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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鳥巢體育場。
新蹴鞠大賽的第四場正式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這一次的對戰雙方比較特別。先來說說蒼鷹隊。其實本來這蒼鷹隊應該是八支隊伍當中，在場觀眾最不了解的一支隊伍。他們只是知道這支隊伍是由韓琦大人所帶領的隊伍，韓琦是這個隊伍的帶頭人。韓琦何許人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他正為了宋夏之間的事情跟范仲淹在邊關有些焦頭爛額。大夏國派出來的使者其實目的跟范仲淹他們差不多，都是借著和談的名義，暗地里在做著軍事準備，雙方都知道大戰不可比謎案，所以誰都沒有了談判的耐心，雖說明面上雙方每日都會見面商討一些關于和談的事情，但是也都是一些避重就輕的小事，比如大夏同意了可以給大宋上供，但是前提條件卻是必須要讓大宋承認李元昊大夏國的合法地位，這本來就是一個悖論，也是范仲淹等人的底線，所以，這么多天過去了，談來談去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邊角事情，和談的實際進展可以說是一點都沒有，針對宋夏之間兩國的根本問題，雙方誰都避而不談，看樣子都是想要通過戰爭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雖說大家都知道要打仗，但是也要選好時機，怎么樣也要等這為時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和談結束之后再大動干戈。畢竟趙禎這邊是下了死命令，在殿試結果出來之前，絕對不能夠動用武力。
不管如何，這韓琦大人都是在為家國大事在外奔波，不管他在朝中地位還有關系如何，百姓們對于這位韓琦大人的印象還是不錯的，甚至于到了多有贊揚的階段。然而，對于這蒼鷹隊，他們知道的就僅僅是，這是一支韓琦從軍隊當中選拔出來的士兵組成的蹴鞠隊伍。可以說，百姓們現在對于士兵的印象就是，心存畏懼，但是內心深處卻是不怎么瞧得起這些士兵的。甚至于有錢有地位的一些百姓，還會在心里瞧不上這些士兵。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歸根結底，就是趙禎重文輕武造成的一個結果，大家都想著科舉及第，而不是想著棄筆從戎，大多數百姓都是以入朝為官作為唯一的出路，而不是想著保家衛國加入軍營。確實，這和宋代軍事制度一直孱弱，而且軍功不會獲得很多獎賞是有很大的關系的，這些百姓們自然是更注重實際利益一些。入朝為官跟去當兵的收益，他們還是算的清楚的。
為了防止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亂象再次出現，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的“重文輕武”政策逐漸形成。但是，這種“重文輕武”是以“監軍”“后勤”等軍事形式來體現的。而這些在漢、唐為了防止武將勢力坐大都曾經采用過。比如“太監建軍”唐玄宗時期就經常采用，甚至太監領兵的楊思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歷來被視為“重文輕武”的典范，但我一直不認同。“杯酒釋兵權”是歷史必然，總比劉邦的“鏟除有危險者”、朱元璋的“一勺燴”強多了。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無奈，也有對軍人的理解。
五代時期，各個武將都是擁兵自重的，大將領下面中將領，中將領下面小將領。這就很像東周時期的天子下面有諸侯、諸侯下面有大夫、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樣，都有各自的圈子兒。趙匡胤某種程度上只是“勢力最大的一個”，而非僅有一個。這是他的無奈。
問題好在所謂的“義社十兄弟”趙匡胤、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勛、王審琦、劉慶義、劉守忠、劉廷讓、韓重赟、王政忠還都沒有“二心”，給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幾位“榮華富貴”防止做大，這是一個好的辦法。宋仁宗時代的“重文辱武”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間的“武將亂國”，直接源頭就是“澶淵之盟”。因為，“澶淵之盟”使得被北宋朝廷面臨“合理性”的質疑。
什么叫“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正統與否，后兩者都是封建社會的糟粕觀念。“合理性”任何時代都管用，也就是你這個朝廷是否完成了“保民、讓民眾有尊嚴且幸福地活著”。
“儒生墮落”也是一步步的，在宋仁宗時期，儒生掌握了巨大權力，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對民之疾苦、對戰爭的把握、對朝政的處理等都沒有什么經驗和能力，因此，必然大放權于儒生；一方面因為宋仁宗時期對儒生的放縱，使得儒生愈發為了自身的統治權力，以“為民”為口實，打壓武將。武將存在的價值就是“保疆土、復國土”，在宋遼情形下，武將意圖再次北伐、強硬對外，那是肯定的。因此，儒生主要針對的對象也就是武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