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話本中，亦可尋出不少宋時民間婦女纏足的證據。如碾玉觀音中的女主角秀秀，剛亮相時說話人描述她是“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因是小腳，故隨崔寧出走時行不多遠，便腳疼走不得了。錯斬崔寧中的小娘子，出門“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腳疼走不動”，肯定也是小腳無疑。
婦女纏足的普及，肯定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有效地限制了婦女的行動。林語堂便指出“纏足是婦女被幽禁、被壓制的象征，這個說法并不過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熱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纏足的習俗，作為傳授中國文化、提倡男女隔離的一個手段。”林語堂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纏足作為隔離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瑯嬛記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載之，是無事于足也。”流傳于民間的女兒經對此有通俗的解說“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
裹足其實是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纏裹小腳，兩宋時著重內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為興盛。女教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禮記的曲禮、內則諸篇中便記錄了不少女子的為人之道、行事之儀。到兩漢劉向編列女傳、班昭著女誡時，女教的內容已經頗有系統了。兩宋文人儒士則又將女教推到一個新的階段。宋人對傳統女教的更新，導致了女教、女性倫理道德、婦女生活發生了一系列的顯著變化。例如，班昭在女誡中，是主張女子應與男子一樣讀書的。但到了司馬光的家范中，雖也同意女子讀書，卻將讀書的內容限定為孝經論語列女傳之類，而反對女子學“作歌詩”，其強調道德倫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現的女子“無才是德”的說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發展。
宋儒對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對婦女貞節的刻意強調。近思錄卷六中載有北宋程頤的一段著名答問
或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這思想同樣在司馬光的家范中有所表現。家范妻曰“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為進一步闡明這種觀念，家范中還列舉了許多貞烈女子的事跡。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儒士成為婦女貞節的熱心呼吁者。同時，他們還盡一切可能對周圍婦女的實際生活加以干預。朱熹便曾在給陳師中的信中勸陳鼓勵其喪夫之妹守節，以成“人倫之美事”朱文公文集卷二六。
關于寡婦再嫁關乎貞節的議論早已有之，如禮記郊特牲中便有“夫死不嫁”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理想態的描述，在實際的社會文化控制中約束力并不強。例如，儒學祖師孔子的兒子死后，兒媳雖已生有子思，仍改嫁于衛。秦漢后寡婦改嫁之事例仍多。單以唐代而論，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其中兩嫁者23人、三嫁者4人新唐書公主傳。
以此推論，民間再嫁者當更多。當然，唐代也有人講貞節，但“唐代貞節觀念很淡薄，并不是個個婦人夫死都要改嫁，不過社會上不禁止改嫁，不逼令守節罷了”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