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戶、雜戶已經與唐代的官戶、雜戶含義不同。宋代的官戶是指有品級的官員之家，雜戶則是指娼戶。宋代的雜戶有公私之分，官娼屬伎樂司管理，專供官府宴會上陪酒取樂，地位低于雇傭奴婢。宋代規定朝廷官員不得與雜戶有染，是為保護朝廷聲譽和臉面。
唐代的賤口奴婢官、私奴婢在宋代逐漸消失，到了元明兩朝，籍沒戰俘或罪犯為奴的制度又恢復了，這類賤民驅口地位仍如同牲口。工樂戶在唐代地位介于官戶和雜戶之間，已經高于部曲，宋代官府的工匠是雇傭來的，樂戶地位自然也更寬松，接近良人。
良賤制度雖然在宋代消亡，但良賤之分、貴賤之別貫穿了古代社會始終。明清以職業劃分良賤，賤民包括奴仆、倡優和隸卒在衙門服賤役的人，如皂隸、馬快、步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糧差及巡捕番役等，各地還存在一些特殊的賤民群體，如山陜的樂戶，江浙的惰民、丐戶，安徽的伴當、世仆，皖南的棚戶，江西的九姓漁戶，沿海地區的疍戶等。直到雍正時，才廢除賤籍，“開豁為良”。賤籍被廢除了，但長久以來人們對職業的歧視心理卻沒消除，20世紀初的官場現形記中仍稱“最賤之人，倡優皂卒”。
古代賤民脫籍途徑大體有這樣幾種一是放免為良。放免也稱恩免，可分為朝廷赦免和主人恩免。朝廷赦免又有皇帝大赦、老免、勛功等途徑。唐代規定，官奴婢年滿六十及廢疾者可免為番戶，年滿七十則免為良人。秦漢以來，奴隸還可以憑借戰功成為平民，唐代官戶受有勛及入老者并從良。主人“放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都要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并申報官府批準，方才生效。唐代是逐級放免，條件嚴苛，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宋代奴婢則可一免為良。二是贖買為良。唐太宗攻陷遼東城時想赦免已獎賞給將士為奴的戰俘，都還得官府以布帛贖買，再赦免為百姓。賤民想通過自身存錢，或寄希望大善人資助贖買從良就更難了。最后還有一種少之又少的通過非法途徑，如詐死、逃亡后變換姓名，再私下交易買個良人身份，從而擺脫賤籍。平民破產很容易淪為賤民，賤民要想脫籍則難于登天。
而曾鞏此時，其實是在以官戶自居而瞧不起這棠溪和陳晨，在他看來，這棠溪和陳晨就是賤民。宋朝官員入仕門徑很多，因出身不同，官戶的范圍也有寬有窄。北宋初，“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此后入仕之門增多，已遠非上述“五等”所能概括。宋哲宗時，李常說，當時“入流名品幾七八十數”，而往后的入仕門徑更為冗濫。
貢舉即科舉入仕，特別是進士出身，宋時被視為最光彩的仕途。奏蔭或可稱蔭補、補蔭、恩蔭、資蔭、奏補、任子等，從宋宮后妃、皇族至一定品級的官員，可蔭補子孫、親屬以至門客、醫生等。攝署又稱攝官，宋時主要是指廣南等邊遠地區無正任官員，即由吏胥等攝官而入仕。流外是指吏“出職”為官，“內外百司吏職及諸州、監司吏人皆有年勞補官法，俗謂出職是也”。北宋后期規定“吏職出身之人，依法轉至武功大夫止”，南宋后期已改為“轉至訓武郎止”，由正七品武功大夫降至正八品訓武郎。至于吏職出身任文官者，南宋規定“至從政郎止”，從政郎為從八品。
武人入仕則有“軍班”、“軍功”、“武藝”等。軍班是指“內外諸軍兵并班直、軍頭司等人年勞或有功得官皆是”，大致屬武人未參加戰事的正常入仕之途。“稱軍功者，謂親冒矢石，或獲級，或傷重，及戰退賊眾，解圍，其運糧、守城、進筑、把隘之類非”。
宋時還有所謂“進納出身”，俗稱“買官”，或稱“入貲補官”、“納粟授官”、“納粟補官”等，凡富人向官府捐獻糧食、物料、錢財以至人工，都可按規定入仕。至于其他很多出身入仕名目，在此就不必一一贅舉了。
宋寧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吏部所管“四選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其中侍郎右選“使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今將各類官員之出身列舉于下。
在宋朝官員中，科舉、蔭補、出職、進納、軍功、軍班等出身占較大比例。北宋時，“有出身”指進士、明經等科舉出身，以別于其他“無出身”者。然而到南宋時，“有出身”的含義變窄，僅限于進士出身者，如童子科、武舉、恩科特奏名等都不算“有出身”。宋朝各代“有出身”和“無出身”的標準不盡相同，在待遇上也有不少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