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在宋夏一百多年的對峙中，宋王朝對西夏的經濟封鎖，通常能夠迫使西夏就范。如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稱帝，翌年，元昊露出不臣之意，宋廷詔“陜西、河東緣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六年后的慶歷四年1044，元昊上誓表臣服，宋王朝才“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寨”，恢復互市。嘉祐二年1057，元昊之子諒祚擾邊，宋朝“要以違約則罷和市”，隨后罷去榷場，英宗治平初年，西夏“求復榷場”，宋廷不許，治平四年1067，西夏上章謝罪，乞通和市，“乃復許之”。
宋夏對峙后期從宋哲宗朝到徽宗朝，西夏在戰場上的優勢也逐漸喪失了。之前宋師在戰場上表現乏善可陳，很大原因是大軍遠征，后勤補給太吃力，而機動的西夏兵則沒有補給的問題。
但后來，宋王朝找到了克敵制勝的戰策、戰術，那便是“進筑”加“淺攻”，一寸一寸蠶食西夏，讓西夏人大驚失色“唱歌作樂地，都被漢家占卻，后何以堪”宣和元年1119四月，宋師攻克西夏橫山之地，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可惜，隨后宋朝與崛起于白山黑水間的女真部落結成“海上之盟”，定下聯金滅遼之策，戰略重心轉移至北方，放過了經略西北的歷史機會。歷史窗口從此關閉。北宋自己也引了禍水南下，自取其辱。
事實上，早在李元昊公開稱帝之前，西夏軍隊就已逐步脫離原本的黨項部族武裝。不僅有類似禁軍的宮廷衛隊，還集中力量編練出總數只有3000人的鐵鷂子重甲騎兵分隊。所以能在狹路相逢的山間瘋狂突擊，甚至從正面攻破善于布陣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貴族私兵，也在多次擴張勝利后得到顯著加強。核心成員紛紛配備類似宋軍精銳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過西域獲得更加輕便的優質鎖子甲。另有不少出沒于邊境兩側的外圍部落，也能為新君相當出色的山地輕步兵，非常適合與騎兵在復雜地形上進行協同作戰。
北宋方面則因制度性傲慢而沒有絲毫精進。除很少用于遠征的孱弱廂軍外，就連專職機動部署的禁軍都鮮有變化，堅持以呆板的步兵預設陣地充當決戰核心。當然，源自晚唐五代時期的騎兵傳統，在該階段依然有很大影響殘余。某些時候，還可以通過招募邊區的黨項、吐蕃等部落民實現臨時強化。但終究只是龐大隊伍中的少數派，輕易不能為局勢變化而獨自行動。彼此間的聯動缺乏正向價值，乃至屢屢在關鍵時刻演變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軍政系統過于復雜，有著無人敢打破的三級結構。例如穩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經常在無法充掌握解實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確口號的大臣所慫恿。然后將廷議精神轉抄地方，讓那些坐鎮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領會。
但最終的落實消化，勢必仰仗于真正負責帶兵打仗的前線將領。他們不但沒有對整體策略的發言權，還必須為彰顯忠貞可靠而埋頭苦干。于是在一級催一級的惡劣態勢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壞選擇。大不了在潰敗中以死謝罪，免得被監察官判定為造成失敗的罪魁禍首。
相比之下，尚處開國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無此隱憂。李元昊本人就經常親臨一線，對事態發展有較為清晰的認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隊機動，通常會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領代勞，根本不存在將不識兵窘境。加之戰場毗鄰本方的日常生活區域，自然對地形等環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長期保持進攻態勢，并在指揮協調層面具有較多靈活性。
其實，北宋和大夏，在軍力和制度上就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也導致了最后宋夏戰爭中大宋一直處于被動局面，最后失利。
宋太祖趙匡胤出身武將，是通過“陳橋兵變”奪取皇位的，因此對武將十分忌憚。所以，趙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集中兵權，加強皇帝對軍隊的直接管理。為此，宋太祖先是將禁軍的二司改為三衙，之后還讓樞密院掌握調兵之權，形成牽制。此外，趙匡胤還利用更戍法，實現兵將分離。與此同時，宋太宗還實行內外相制的策略，將全國禁軍一半駐扎在都城。
宋太祖的政策雖然有利于鞏固皇權，但對軍隊造成極大的影響。每當有作戰任務時，朝廷臨時委派一員將領，率領一支臨時拼湊的軍隊，搞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樣的軍隊怎么能夠具有極高的戰斗力呢，更別提打勝仗了。
宋太宗即位之初，先后兩次對遼用兵，打算收復燕云十六州，結果全部以失敗告終。此后宋太宗調整國策，實行守內虛外的政策，也就是說加強對國內的控制，對外采取消極防御政策。對此宋太宗解釋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自此，守內虛外也成為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