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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邊境。
范仲淹和韓琦心中都清楚，這大戰即將一觸即發，在張元離開后，他們二人也是針對之前陸垚在樊樓夜宴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議，做出了兵力的部署。
要說這宋夏戰爭之中，最經典的，就是好水川戰役，這是直接能看出兩國之間差距的戰爭。
事實上，早在李元昊公開稱帝之前，西夏軍隊就已逐步脫離原本的黨項部族武裝。不僅有類似禁軍的宮廷衛隊，還集中力量編練出總數只有3000人的鐵鷂子重甲騎兵分隊。所以能在狹路相逢的山間瘋狂突擊，甚至從正面攻破善于布陣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貴族私兵，也在多次擴張勝利后得到顯著加強。核心成員紛紛配備類似宋軍精銳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過西域獲得更加輕便的優質鎖子甲。另有不少出沒于邊境兩側的外圍部落，也能為新君相當出色的山地輕步兵，非常適合與騎兵在復雜地形上進行協同作戰。
北宋方面則因制度性傲慢而沒有絲毫精進。除很少用于遠征的孱弱廂軍外，就連專職機動部署的禁軍都鮮有變化，堅持以呆板的步兵預設陣地充當決戰核心。當然，源自晚唐五代時期的騎兵傳統，在該階段依然有很大影響殘余。某些時候，還可以通過招募邊區的黨項、吐蕃等部落民實現臨時強化。但終究只是龐大隊伍中的少數派，輕易不能為局勢變化而獨自行動。彼此間的聯動缺乏正向價值，乃至屢屢在關鍵時刻演變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軍政系統過于復雜，有著無人敢打破的三級結構。例如穩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經常在無法充掌握解實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確口號的大臣所慫恿。然后將廷議精神轉抄地方，讓那些坐鎮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領會。
但最終的落實消化，勢必仰仗于真正負責帶兵打仗的前線將領。他們不但沒有對整體策略的發言權，還必須為彰顯忠貞可靠而埋頭苦干。于是在一級催一級的惡劣態勢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壞選擇。大不了在潰敗中以死謝罪，免得被監察官判定為造成失敗的罪魁禍首。
相比之下，尚處開國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無此隱憂。李元昊本人就經常親臨一線，對事態發展有較為清晰的認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隊機動，通常會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領代勞，根本不存在將不識兵窘境。加之戰場毗鄰本方的日常生活區域，自然對地形等環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長期保持進攻態勢，并在指揮協調層面具有較多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