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回視線，戲志才說道：“且看那州吏是緣何殺人吧。”
“噢？”
“如是州吏有理，鄉人自取其死，此事自是不需再說。”
袁綏忍不住問道：“如是州吏無理呢？”
“如是州吏無理，漢家自有律法。”
袁綏呆了一呆，說道：“這……。”
戲志才說道：“怎么？我說得不對么？”
袁綏說道：“君言固是，然今州內黃巾雖平，州中卻仍多有賊亂，青、兗黃巾又復在外窺伺我境，州中安危而今悉在方伯一身，如是有違方伯之意，我恐州中會別起事端啊！”
陶謙催征不息，極大地損害到了徐州本地勢力的利益，而之所以如趙旻、王朗、陳登、張昭等這些徐州本地的士人，不管是配合陶謙、亦或是不配合陶謙的，對陶謙的此舉雖多有進諫，但流露出的態度卻都并不是十分激烈的一個主要緣故就是如袁綏所說之：州中安危而今悉在陶謙一身。
相比性命，一點身外之物，一點浮財，一點糧食，都不是那么重要。
更何況，如趙旻、王朗、陳登、張昭等，包括袁綏、臧洪這些人在內，他們多是本地的冠族右姓，把持著本地的政事，陶謙征要的這些糧，他們可以輕松地將之全部或大部地轉到本地的貧民、黔首身上，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出的糧和他們實際上該出的糧之間有著很大的一個差額的，他們在經濟上固然是因此而受到了一定損失，可這份損失還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徐州本地的勢力尚且是這么想的，況乎作為外地人的那些郡國的長吏們？
他們能上書州府、勸諫陶謙幾次就很不錯了，聽不聽是陶謙的事兒，至少他們自覺已經盡到了他們最大的能力。
——當然，也不都是全部的郡守皆是如此，也有激烈抵制陶謙這種行為的，比如彭城相。彭城國的國相薛禮是最激烈抵制陶謙這種行為的，不過，他抵制陶謙并不是為了本郡百姓的利益，而其實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他是為了養兵。徐州五郡中，除了剛來的荀貞，目前來說，就數薛禮養的兵最多了，他自己的兵還不夠養，又哪兒肯把彭城國榨干了去給陶謙養兵？
——也因此故，徐州五郡里邊，彭城和陶謙的關系現在最為緊張。
彭城那邊征糧不順，間接地也就導致陶謙對下邳、廣陵二郡的壓榨越來越狠。
徐州總共五郡，北邊的瑯琊、東海處在抗擊、抵御青、兗黃巾的前線，養兵之糧大多出自州南三郡，而和州南三郡里邊，彭城極不配合，也就成了主要由下邳、廣陵二郡來出養兵之糧，以二郡之地，又且是剛經過戰亂之后的“世荒民饑”之時，來養萬眾之步騎兵士，笮融怎么不月月催征，他派來的征糧的州吏又怎么不殺人立威？
可因為自身的利益尚未受到足夠的損害，如張超等外來郡守，如袁綏等本地勢力，在面對陶謙、笮融的橫征暴斂時，他們大多數首先想到的卻不是反抗，而是退讓。
戲志才故作不解袁綏之意，問道：“能起什么事端？”
“這，這……，萬一引得方伯震怒，又或者因為缺糧而導致前線兵亂，我恐徐州之境，將再遭黃巾。”
戲志才笑了起來，見臧洪一直坐在邊兒上不吭聲，遂轉問他，問道：“敢問功曹，有何高見？”
袁綏是士人的出身，一個讀書人，臧洪卻可算是將門之后，雖然看他過往的資歷，童子郎、孝廉郎，亦是以諸生起家，可性格里卻有尚氣任俠的成分，是個慷慨雄烈的人，對陶謙的征斂無度，他其實是早就有想法了，可他到底只是一個郡功曹，郡守不肯出頭反抗，他亦無能為也。
這時，聽到了戲志才的詢問，他默然片刻，出聲答道：“如按君所言固然解恨，然主簿之言，亦不可不慮也。”
按照戲志才的說法去做，當然解恨，可是袁綏說得也不錯，現今徐州安危寄於陶謙一身，陶謙兵多權重，形同州牧，如是惹怒了陶謙，底下可能不太好收拾。
荀貞從車中出來，袁綏、臧洪也跟著下到了車外。
臧洪見他這么一大會兒只聽不說，忍不住問道：“下吏冒昧，敢問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