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3年的六月，倫敦有占星術師預言1534年2月泰晤士河會將倫敦淹沒，當時有很多盲從者聽信了這個謠言，有幾萬人離開了這個注定被毀滅的地方。”在帕特里夏的占卜課教室里，她一邊用那奇怪的抑揚頓挫的腔調一邊說“麻瓜喜歡盲從，尤其是預言，后來到了約定的時間，泰晤士河沒有淹沒倫敦，憤怒的人群打算殺了那個占星師，后來他靈機一動，說他少算了一百年，世界末日預言往往最能調動人們的注意力，從公元前684年的古羅馬人的滅亡預言開始，到達現今這個年代，地球上已經出現的有關末日論預言高達160多次，這類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喜歡編故事，觀察這些言論，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不同的職業對于末日論有著不同的職業看法，1530年的那個占卜師以為自己是埃及祭祀，泰晤士河是尼羅河，會隨著天狼星升起而泛濫……”
有不少女孩發出竊笑，男孩們則對“天狼星”這個詞非常不屑，嘴瞥得都歪了。
在中世紀獵巫時期，多明我教會也是用的世界末日說在瑞士山區進行傳教的，那些宣稱要消除愚昧的宣教士卻到處散布恐慌，最終村民們被嚇得六神無主，只能修士們說什么就干什么。
恐嚇會讓一部分人抵抗，但更多的人則選擇服從，比如媽媽會恐嚇孩子，你不努力讀書，以后怎么生存？
社會的職業很多，不一定只有讀書這一條路，一個貢多拉船夫的月收入還比一個工程師多呢。
多讀書不一定會多掙錢，Zodiac掙錢估計不多，否則他也不會那么偏激了，得到社會認同后，就算不結婚也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不論是社會還是個人感情生活他都沒有得到關注和承認，他就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報復社會了。
在黃道帶島上的事件，當時的“劊子手”穿的是黑衣服，帶著的是黑頭套，古代的劊子手其實穿的是紅衣服居多。羅馬的犯罪博物館里就有一件官方認可的劊子手馬西莫·蒂塔穿過的衣服，他據說在1796年到1865年處決了500多人。
那紅衣的顏色和紅衣主教是一樣的，只是紅衣主教代表的是自己的血，劊子手的衣服的血是別人的，都是人的血液，即便那個被殺的人是“罪人”。
恐嚇比循循善誘要簡單多了，傳教士和牧師動不動就說末日審判，不做“義人”就要下地獄，信徒們信以為真，就干出了很多現代人看來很匪夷所思的行為。
很多人有個錯誤的觀念，覺得封建王權政府是老邁腐朽、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是年輕廉潔、效率很高的。
這恰好就是一種誤解。
在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王權體制政府是極度具有活力的，它能積極得主導其他人的意志，所有的一切朝著一個方向努力。
歐洲的國王遠不如中國皇帝干得好，秦始皇修建長城，漢武帝攻打匈奴，隋煬帝修建大運河、遠征高句麗，就連楊玉環想吃荔枝這種事也被唐玄宗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成功了。
埃及的法老修建金字塔，巴比倫空中花園這些無一不是王權下的產物。
如果王權的這個目標是為了公眾利益，那他就是明君，唐玄宗前期開創的開元盛世就是例子，如果他的目標不是為了公眾利益，比如濫用八百里加急運送荔枝，以及修華清池等舉動，政權的不斷運作給人民帶來的反而是害處，勞命傷財。
國王的意志就是圣旨，要想盡一切辦法完成解決。
民主制度是反過來的，執政黨想干一件工程，在野黨就拼命詆毀當他們干不下去，摩西計劃討論了二三十年才動工，威尼斯照樣年年被水淹，反正政客們在羅馬，淹水淹不到他們。
如果說神學是討論針尖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他們則是為了針尖大的問題爭吵不休，該干的事一樣沒干，反倒是為了錢的問題吵個沒完。
君權想到的是男性，民主就像是菜市場里討價還價的女人，如果不是溫斯頓丘吉爾和羅斯福，天知道英美什么時候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政客們吵完了，**已經占領歐洲了。
君權需要絕對權威，教會則負責馴養羔羊一樣的子民，讓他們聽從國王的話，國王給教會各種各樣的特權，同時路易十四、十五這樣的皇帝通過奢侈來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他國家做不到法國國王那么奢華，他們學習法國的生活方式，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