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契里·喬·貝提斯被殺14天后河濱警察局接到一個命令，要放下一切事務，調查這個案子，直到偵破此案。
他們將出事當晚圖書館里的62個人全部都召集了起來，讓他們穿和當晚一樣的衣服，坐在同樣的位置上，重現當時的情況。
警探厄爾·布朗和地方檢察官羅蘭·米切爾根據一份總名單依次挨個問話，并且全程錄音，他們都被采集了指紋、頭發。
這次重演從下午五點一直持續到晚上9點，也就是周日圖書館閉館的時間，而正是在排演的過程中，人們發現有兩個人沒有參加。
一個是貝提斯，另一個則是一個身高5英尺11.5英寸，身材魁梧的年輕男性，這與一個嫌犯利·艾倫的身高幾乎一致。
在美國要找到這么一個身高的男人很容易，利·艾倫是拉洪達加爾齊的基督青年會教書。
眾所周知，資本家老板是巴望不得員工將所有時間賣給公司，規定了雙休日，實際上能做到雙休的工作很少，到了法定節假日放假就更少了。
而Zodiac作案幾乎都是選的周五的晚上，或者是節假日，最關鍵的是“暑假”，能與被害的學生們的作息時間吻合的人只有老師與學校有關工作的人員，并且從郵戳的時間估算，幾乎全部與學校的放假時間吻合，很少有職業逢假必放。
和動物園一樣的初中高中比，小學和大學要輕松得多，即使是一個清潔工也是值得懷疑的，然而清潔工可能不知道那么多的天文、化學、密碼學知識，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Zodiac是個老師。
即便是貝提斯自己要打工還車款，對一個剛成年并且家境不是特別優渥的漂亮女孩來說都是不容易的。
河濱大學不是麻省理工，拉洪達加爾齊的基督青年會也不是劍橋三一學院，它只是一所小學，普通任課教師的收入有限。如果貝提斯的男友就是艾倫，她花光了他的積蓄買車，后來他發現她已經有未婚夫了，這樣就有足夠的殺人動機。
最終貝提斯也是因為車而死的，艾倫在1968年離開學校后到處打工，在修車廠當維修工，在富蘭克林初中當警衛，這些可都不是什么需要高深學識的職業。
利·艾倫很符合犯罪側寫，警察后來搜查了他的住處，不過遺憾的是他是個同性戀者，他的冰箱里放著小動物的心臟，這是他的“戰利品”，他一直想做生物老師，解刨動物尸體什么的，不過他的心理評估一直沒有通過。
如果一個人對虐殺小動物有興趣，他遲到會將對象改變成人。
他住在拖車里，一點都不像人們想象中的教師一樣住在體面干凈的房子里。
案發后，每年都有很多人自稱自己是Zodiac，這些人有的是醉醺醺的醉鬼，有的是精神障礙者，再不然就是想引人注目，但筆記一核對就發現他們不是寫信給警方的人。
雖然警探們希望利·艾倫是兇手，就像馬克思說的那樣：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物及規律。
那個有戀童傾向的連環殺手不僅逍遙法外，還極有可能還在教育系統里。
這對父母來說絕對是個糟糕的消息，他們把孩子送去學校，付錢讓他們接受教育，是希望孩子們能獲得知識和本領改變自己的命運。
孩子遇到這種事一輩子都會有陰影，他的一生很可能就葬送了，希望變成絕望，還有什么事比這更接近地獄的？
30年前因為技術限制，沒法對DNA進行檢測，現在可以了，可是因為證據保存得不好，很難找到可以檢測的DNA，2000年重啟這個案子的時候，伯克利實驗室拒絕了警官要求的檢測，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金費和人手來調查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