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很喜歡做夢，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傳遍世界。
老福特也曾做過夢，他的夢想就是每一個自食其力的美國人都有一輛福特車，同他的家人一起在上帝的廣袤土地上共享快樂時光。為了實現他的夢想，他創立了流水作業線。
老福特一直不承認他與泰勒制之間的關系，甚至說他的靈感來自于芝加哥的屠宰廠，屠宰廠是把一個個“部件”依次卸下來，他則是把一個個部件裝上去。
但在實際上，如果沒有泰勒倡導的標準化，如果沒有甘特設計的控制圖表，老福特的夢想只不過是夢想而已。
有很多東西，即便它一開始存在的目的是好的，可是到了后來卻偏離了原本的意圖，泰勒制的目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工人的工資，每個人都想著不勞而獲，工人在工作中的確實存在磨工的問題。倫敦的市政工程，幾乎要干好幾年，鋪地磚的工人一天只呆在現場半天，就這半天還有一半時間是在聊天。
耶穌曾經打過一個比喻，在葡萄園工作的工人，每人每天能收到一個銀幣作為報酬，有早上來的，有中午來的，有的快收工來的，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后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他們最后都得了一樣的工錢，先來的抱怨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后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每天一個銀幣嗎？
這個比喻說明了上帝有對做工人獎賞的權利，他想恩待誰就恩待誰，何況那些來遲少做工的人并非自己有意偷懶，而是他們沒有找到雇主。
泰勒認為，生產率是勞資雙方都忽視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員和工人都不了解什么是“一天合理的工作量”和“一天合理的報酬”，管理人員和工人都過分關心如何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分配，而對如何提高生產效率而使勞資雙方都能獲得更多報酬這種“雙贏”的模式則幾乎無知。
從1881年開始，他進行了一項“金屬切削試驗”，由此研究出每個金屬切削工人工作日的合理工作量。經過兩年的初步試驗之后，給工人制定了一套工作量標準。這個標準稱為KPI，絕大部分人在沒有KPI指標的時候并不能在工作中做到自主性和積極性，資本家不知道工人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但總嫌工人干活少，拿工資多，于是就往往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來加重對工人的剝削。
有了這個標準后生產效率提高了，而高效率是雇員和雇主實現共同富裕，工人完成了定額工作可以提前走人，如果他覺得有余力，想要掙多的錢，可以繼續工作，多勞多得，使工人的貢獻大小與工資高低緊密掛鉤。
泰勒制定工作定額時是以“工人在不損害其健康的情況下”制定的，找出做每一步工作的最快方法，消除所有錯誤動作、緩慢動作和無效動作，將最快最好的動作和最佳工具組合在一起。
現代的KPI是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已經設置得比天還高，甚至到了讓工人冒著猝死的風險去完成的地步。
泰勒設定標準是自己親身實驗過的，而在辦公室里喝咖啡的“管理者”則完全沒有去感受過。
他們一步步地緊逼，這一個KPI完成了，下一次再繼續提高，為了抵抗，工人們又開始偷懶不完成了，矛盾又開始出現，而且資本家還有了借口：“你KPI沒完成”，旁觀工友忙著自己的工作，他們根本不知道同事經歷了什么，于是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淘汰”。
填補他空缺的永遠是年輕而便宜的工人，這些年輕人有體力和沖勁，就像初生的牛犢，和那些“老牛”可不一樣。
35歲的人和25歲的人精力絕不是一樣的，加上長期超負荷工作造成了疾病，老家伙們就會被“叢林法則”淘汰了。
雅各布有一個夢想，他想開一個烘培店，然而他年輕時參加一戰，什么都沒有得到，在戰爭中別的人多少都搶了點戰利品，他卻沒那么干，回到美國后只能去罐頭工廠工作。
這就是在戰爭中保持人性的代價。
他那個年齡在工廠里也干不了多久了，如果他沒有遇到紐特斯卡曼德，還有他的鳥蛇，他也會和其他退伍一樣被戰爭機器和國家機器給壓成肉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