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的蜀中，從過完年以后，氣氛就一直是很惶恐的。尤其是作為統治核心的綿竹-成都地區，已經連續爆發了數次政潮。
原因不言自明，中原決戰期間，蜀中方面可能是因為偏安和僥幸心態，一直對可能到來的戰爭視而不見，以至于真的大禍臨頭后，反而狼狽不堪。
話說，這個時候的蜀中局勢，真的是跟別處稍有不同。
從基本盤上來說，本土豪強自然不必多言，擁有人力物力的他們在哪里都是鬧事的主旋律和刀把子；當時跟著劉焉一起進來的荊州、三輔、洛陽地區的所謂東州士自然也不必多言，作為外來政治領袖的根基，政治與財富的掠奪**也是天然而然。
而且這二者之間的矛盾一直就是蜀中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益州地區同時還有本土道教、板楯蠻、氐人、南蠻等大量旁門左道和少數民族勢力，幾乎人人有刀槍，個個不可小覷。
不過，這里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巴蜀地區的本土著族右姓，也就是所謂世代做官的世族了，卻居然是在如今的蜀中政壇中缺位，或者說失語的……這就很不長見了！
不過，究其原因倒也簡單。
首先，巴蜀地區在后漢一朝文教一直都不發達，益州世族天然弱勢。
其次，那就劉焉統治下的益州，本土世族領袖一直缺位，名位最高的成都趙氏（趙典、趙謙一族），恰好董卓之亂前全家就被隔絕到了三輔地區，至今未歸；而賈龍、任岐等前期和劉焉達成和睦的本土士人大佬卻在劉益州與趙司空之間的隔空對戰中淪為炮灰，被劉君郎給過河拆橋，紛紛宰了。
換言之，如今的益州政局其實就是劉焉領著外來東州士，單方面欺壓本土勢力，而本土勢力空有實力，卻由于缺乏頂層位置上的士人領袖人物，所以往往難以表達自己的政治聲音。甚至于，劉焉父子似乎早已經失去了本土士人的信任。
這種奇葩的政治局面，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說不定還能維持，可一旦發生大事，就不免因為失去緩沖和對話渠道，而釀成嚴重后果了。
回到眼前，這一日，因為漢安守將，別部司馬楊洪公然起兵造反，呼應燕軍，已經年歲日長且將大部分權力移交給長子的益州牧劉焉，卻是在憂心忡忡中難得走出綿竹城，往城外去祭祀祈福。
祈福地點乃是城北二十余里外的一處山野之間，據說是去年此時，益州牧長子，現廣漢太守劉范曾于此處見一貔貅，貔貅口出人言，說劉焉有德于蜀地，其子亦當位至公卿，無病無災，八十而亡。
隨即，此處便成為了劉氏父子日常祭祀的所在了。
車琳琳馬蕭蕭，初夏時節，劉焉難得全副儀仗向北而去，卻是一口氣出動了數百輛車子，引得綿竹士民沿街觀望。
而劉君郎憂心忡忡之中，殊無半點振奮之色，更兼年歲日長，氣力不足，愈顯疲態。
就這還不算，車子行到城門前時，忽然又出了一檔子破事……其中一車中途車軸斷裂，將劉焉一行人硬生生堵在了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