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污，“清流”官員借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閑著，他利用權勢，先后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等。但在嚴嵩掌權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后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只是都未能獲得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嚴嵩敗亡之后的事本書中已經得不少，此處不再贅言，稍分筆墨一原歷史上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歷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基本選擇了順從萬歷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正當權，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則上疏強烈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斗長達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殉”。
由于魏忠賢得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殉”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于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后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余東林黨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殉”遍布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圣君”一瞻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圣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斗爭結果僅止于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后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后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于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覺得，或許在于兩朝的立國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于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后，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這還只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制”慣性，那么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于長江流域的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