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后慶歷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于副宰相之職，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歷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歷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復，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范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怒
可以，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于，這些看似激烈的爭斗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于肉體毀滅。
相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黨爭是什么風格
有人一明朝黨爭就萬歷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后，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后掌權的十幾年中，由于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干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只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于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并非結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后者沒有為李善長好話，于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后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只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制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于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不準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萬時代，派系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斗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