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綜上所述，廷推作為一種制度來，其象征意義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終決斷權始終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當然這并不是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還是很高的，甚至可以意義重大。
這個意義的來源，在于明代士紳對于公意的堅持“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這種思想，使得皇帝的獨裁始終處于一種在道義上不被接受的狀態，因此哪怕是下至尊的皇帝，貿然對抗公意也是很危險的。
傳統中國的政治期許，在于希望皇帝勞于求人、逸于使人，而非威福自專、權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統高度體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統的最重要的齒輪，因此他對于官僚集團達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須抱持肯定態度，因為如果他否定其他齒輪的意志，就可能導致官僚系統運轉不良。
為了維護皇權而跟官僚集團敵對，從協調者變為對抗者，先不長遠來看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因為其自曝了獨裁者本質。甚至短期的代價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團抵制乃至拋棄的別忘了萬歷后期官員解印自去的風潮，以及崇禎后期孤家寡饒態勢。
萬歷遭遇的是抵制，是因為國本之爭而導致的一種君臣之間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禎就更嚴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團給拋棄了，甚至不僅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將集團也一同拋棄。把明朝這種體制下的皇帝做到那個程度，也是沒誰了，死得真不冤。
當然現在的萬歷還沒有遭到明顯的抵制，因此這次廷推在他的諭旨之下，很快便有條不紊地行動起來了。
即便是廷推閣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選。在某些強勢吏部尚書掌權的時代，這個圈定人選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過現在么，就不同了。從嚴嵩之后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內閣強勢時期，吏部方面只能緊跟內閣的指示行事。
而具體到眼下，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吏部整體來是實學派當權的狀態。這當然有歷史原因，主要就是當年高拱以首輔之尊兼掌吏部，由于他獨掌銓務八年，導致吏部從此貼上了高黨的標簽。
如今的官雖然是楊巍這個貌似中立而實際上的晉黨，但反正在張四維丁憂之后，高黨、晉黨其實已經沒法分家了都是高務實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選當然會秉承高務實的意志。
只是，這次所謂高務實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這只是個妥協產物，唯一聊以的是這次的妥協是申時行退讓更多，高務實好歹還略占便宜。
不過這次吏部推舉還是挺有意思的，高務實擺明了不給面子，或者他真的貫徹了自己和申時行對話時表達的意思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薦的三個人選，幾乎都和高務實有關。
這三個人選分別是王家屏、陳經邦、于慎校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么看，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晉黨；
陳經邦雖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高拱是陳經邦的座師。當初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陳經邦才成為朱翊鈞太子時期的第一批講官。換句話，他既是高務實的老師，又是高務實師兄某種程度上有種代師授藝的感覺。
至于于慎行，他是高務實鄉試的宗師，高務實的解元就是他點的。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淵源于慎行其實是張居正的學生。
當初張居正倒臺之后，門生們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沒有怎么被高拱打壓，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夢龍現在還成了高務實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實學派，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來，三個人選里頭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后面兩人都是高務實和朱翊鈞過去的老師當然，王家屏后來也是做過講師的，只是并非第一批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