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時候，努爾哈赤豈敢挑釁高務實的權威
因此高務實在送走吳兌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寫了信，派人走京華自家的渠道送去遼東，直接交到努爾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爾哈赤在原歷史中表現出來的水平，不會看不出這其中的關鍵，不會做傻事。
你不是要韜光養晦積累實力么可以，那你就繼續老老實實呆著，現在這幾年別跳出來給我惹事。至于幾年后，到底是你養出的力氣更大，還是我搞定了遼東最大的威脅圖們汗后回頭來找你算賬，那咱們就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了。
高務實本人對于人參的藥性其實是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因為他記得后世的現代醫學分析人參的成分后得出的結論是“與胡蘿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參的逐漸神話過程他也很清楚。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于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到了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傷寒論中，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后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歷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談不上神妙無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參就忽然變得厲害起來了，成了“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癥”，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榮登“神藥”地位。
方才曾，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于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就是遼東地區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早年間，人參只被視為一種普通食材、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就，“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干棗數斤，朝夕所須也。”
從這里可以看出，對蘇軾而言，人參就和干棗一樣，只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藥。且他動輒托人順路帶上“數斤”，也明這種食品在當時并不名貴。
當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里就有記載，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參來看，至少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只有其中個別特產參品別高看一籌。但這也沒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葉才值幾個錢，但你要名茶，那價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參的價格也很能明問題。直到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價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只要白銀一錢五分。而到了萬歷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每斤原因前文了。而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十六兩白銀每斤。
而人參地位大變，直接成為神藥，其實還是發生在韃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條。
其一便是人參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本來人參的命名，就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傳奇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后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這種法一直流傳下來，甚至影響了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將這種志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鐘，豈偶然哉”這是明確將人參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系在一起，至于他這個法明顯是捧韃清臭腳的問題，那倒是不必多談，總之這些法加強了人參迷信，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