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則是清廷壟斷人參貿易，推動參價暴漲，加劇了民間的人參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后，大明只能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財源。
比如在原歷史上，從萬歷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個月時間里，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參173375斤。萬歷十一年至萬歷十二年，僅大明朝廷為購買人參就付出了白銀三萬兩。
以上這兩次交易還只是官方收購，不算數量更大的民間貿易。所以為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參價格，原歷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關閉邊市，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十多萬斤人參全部爛掉。
這里頭還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暫時先不詳，總之在糾葛不斷的人參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韃清入關后，其皇室繼續將人參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冉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影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為加大對人參貿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采參的民眾，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參，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余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參管理制度極為復雜，但歸根結底，其制度保證了東北人參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
朝廷壟斷人參貿易，其結果就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為人參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余力哄抬人參價格，于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參價格已達六百至八百兩白銀每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兩千兩白銀每斤。
參價的暴漲，是與人參的神化相輔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曾經寫過一篇人參論，提到時人存在著一種“因人參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
這段話的大意很簡單患者覺得參價既然這么高，那人參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于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參吃患者吃了人參后，病情好轉當然是人參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也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參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后世某些所謂氣功大師，對這種思維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則是韃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參，對民間起到了示范效應。大量上品人參被清宮留用，是因為皇室對人參的消耗量很大。
據清宮檔案人參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兩年，“共進人參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參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參詩，人參“五葉三丫云吉擁，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參。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參，其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的時間里，“共用噙化人參二斤一兩一錢。”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參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參十斤；大學士傅恒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參三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參這種特別賞賜。
有了皇室帶頭示范，民間對人參“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