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后來，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標準，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決定，甚至還會受到權臣、宦官的影響如正德年間劉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雖然沒有開疆闊土的功勞，但是因為曾經賄賂過劉瑾，與劉瑾關系交好，便直接被封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權方面也有減少，特別是嘉靖以后，皇帝在頒發“丹書鐵券”的同時，相比于國初的時候大幅減少了免死次數，并且雖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處罰免死在有些時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
但不論如何，“丹書鐵券”依然是“丹書鐵券”，其效能還是巨大的。
武將手里拿著這玩意倒還無所謂，頂多就是戰敗的時候頂一頂，或者貪污、縱兵掠奪等事發之后拿出來頂一頂，確保腦袋不會搬家，其他大用沒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這東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書鐵券之上一般會直接寫明一些特權，比如“除謀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爾本身一次，以酬爾功”。
武將犯罪以戰敗居多，通常對朝廷權力的更迭沒什么關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書鐵券來免罪那幾乎無外乎政爭引起的權力更迭了。
換句話說，高務實要是拿到一塊丹書鐵券，那就意味著申時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夠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機會，這機會也幾乎白給把丹書鐵券上繳就完事。
找高務實一次機會就已經難于登天，申時行到現在還沒看見影，還指望找他兩次致死的機會所以張誠說“將來元輔想要動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這絕非危言聳聽。
歸根結底，在于武將并非掌權派，丹書鐵券在他們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權派，拿著丹書鐵券基本上相當于多了一條命，這就太難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書鐵券特權以后。
正是因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啟朝的時候，只手遮天的九千歲魏忠賢望著如英國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這就是嘉靖以后丹書鐵券威力的明證。
因為它的作用其實已經不僅是免死，還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權力象征，使得“與國同休”真正成了一種所有人都認同的思想，形成了慣例，擁有了慣性，而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
面對張誠如此直截了當的話，申時行沉默片刻，終于下定決心，道“此次西北之亂由其所平已成事實，無法挽回，為今之計，只能竭盡所能，阻止其順利封爵耳。不知秉筆可有妙計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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