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太驚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內閣可不是早年的內閣，解縉當年三十二歲為閣臣，三十三歲為首輔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時候的內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內閣是什么大抵相當于唐時的政事堂，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內閣的設立，一方面是因為皇帝忙不過來，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內閣來牽制六部，與六部分權。當時成祖恐怕并沒有料到有今天這一幕內閣全面壓制了六部。
高務實如今已經是戶部尚書，如果按照早年間的傳統，他就沒法入閣了，但按照近幾十年的習慣，則意味著他離入閣很近。這其中的制度和習慣變化，很有必要說一下。
自內閣初建的永樂時期開始，一直到弘治年間，六部尚書與其之間就從未有正式的遷轉情況。這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在內閣成立初期已經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賜宴群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勚益，不在尚書下。故于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并且強調“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么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于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并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系。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并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后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并支，仍掌內制”。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于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于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歷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并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锜鐘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于文淵閣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