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的問題好解決，而南方商人的問題不好解決，并不只是因為他有把握說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晉商商幫，這里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糧食、食鹽、棉布、皮毛、人參女真產等貿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貢以及京華的介入引導，又將牛羊、馬匹等貿易納入了進來，而京華本身除了也參與以上貿易之外，還有大量的鐵器包括軍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糧食、食鹽、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與北方商人有所重疊，其余如絲、綢、絹、帛有區別生產、織造成衣鞋帽加工業、印染、紙張制造與印刷書籍等行業都是北方商人較少涉足的項目。
可能有看官要問了，這些差別與雙方是否愿意繳納商稅有什么關系憑什么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好說服，南方商人不好說服難道北方商人的覺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個層次嗎
當然不是覺悟問題，這里的問題在于繳納多少。
此前已經說了，商稅要不要繳納、如何繳納等問題，不是沒有學者、高官討論，事實上討論非常多，只是搞來搞去沒有形成定制。
以高務實這個穿越者來看，明代對于商稅最具代表性的討論，大抵逃不出邱濬與王夫之的兩種不同意見。
支持“關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贊同征商觀點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這人之前介紹過，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主張沿襲古人之禮，擁護“關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嗎那倒不是，因為他認為古代對“市肆”采取租稅制度是“抑商之政”，認為古人立關市之本意是“其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說，古代設關市是為了規范和管理商賈，部分的征稅也是以“抑商”為目的，并非為了獲利。而“后世則專用之以利國，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議提高商人地位，卻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稅南方商人現在非常支持他的這種主張。
但其實高務實知道，邱濬的“關市不征”并非是徹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務實對邱濬的著作頗為了解，邱濬曾說“民種五谷，已納租稅，無可再賦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貨賣于關市也，官可稅之。今民既納租于官倉矣，而關市又征其稅，豈非重哉此不獨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實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這里頭要有區分。比如說糧食，農民本就交過租稅田賦，他拿去市場上賣余糧，你還要再找他納一筆稅，那你這就是重復征稅，不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務實同意這個觀點，而且認為不僅是糧食不應該“重復征稅”，包括棉布之類的民間生活必需品也應該做到低稅，甚至最好能免稅。
但他不能只考慮一個人的觀點，王夫之雖然現在連人都還沒出生，但他主張的觀點并不是沒有人提出過，而且高務實本人也知道那些觀點。
王夫之持什么觀點與實學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實學”的王夫之但不能認為他是心學派有著更傳統的抑商態度。他認為“商賈者，于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己極者夷狄資商賈之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于永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
正因為他主張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劉邦“困辱商人”的觀點，并認為“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