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人尤其是京師官員以各種心態等著高務實的三板斧時，高務實并沒有讓他們失望。
兩日之后，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并審視了萬歷元年以來歷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著便有一道名為稅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于“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圣賢有用之學。夫洪范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于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茍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茍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缽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為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贊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為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由此而來，“義”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社會大眾為國家創造的利益的總和。
如若一心只為國家謀利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則義即利；反之則義非利。因此，“義”和“利”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兩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對于公利和私利有著嚴格的劃分，在他的著作問辯錄孟子中曾經這樣寫道“孟子之學，最嚴于義利之辯，故于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后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所以高務實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當前朝臣們都很清楚的，高務實以此開篇先聲奪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務實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繼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當初的理念為基礎。
同時，這也是團結實學派力量的一種手段，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關系為紐帶的政治集團，到以施政理念為紐帶的政治集團的一種轉變和升華。
接下來，高務實奏疏中繼續寫道“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于已，而以利為利；只當公其利于人，而以義為利也。蓋以利為利，則失卻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為利，則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為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這一段則是像皇帝說明“義利之辨”為何重要。事實上，這一段不僅是強調“義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為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基礎。
“我國家以農為本，逐商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為財貨之本，故古人皆以為農之為盛，則國必盛焉。然則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