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為農之為本，如樹之有根，根深則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為木，其勢在干，其榮在葉。雖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輕其干、葉者也。
今臣有一言無士則國不明，無農則國不穩，無工則國不強，無商則國不富。士農工商，雖有先后，獨不可偏廢，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只余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制誥以訓。天下社稷，歷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為要，誠推歷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為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不得大興。
又問太倉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濫用，民財不可盡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為大謬不然”
奏疏寫到這里，高務實該鋪墊的東西已經鋪墊完成，接下來就要開始“上干貨”了。
“臣察前宋蘇轍收支敘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戶部收入數目，其言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后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經臣及同僚折算，當時金一兩約值十貫錢，四千三百兩即值四萬三千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五萬七千兩兩即值五萬七千貫錢；綢絹每匹約值一貫半錢，一百五十一萬匹即值二百二十六萬五千貫錢；米谷一石約值一貫錢，二千四百四十五萬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萬貫錢注此處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兩千六百八十萬貫。再加上加上按緡錢征收之稅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貫，總數約為七千五百萬貫。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堪稱巨額，然此即為元祐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財務一分為二，一為戶部左曹元豐改制前為三司所統率，由轉運司、州縣主官、市鎮稅官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其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征榷之利；
一為戶部右曹元豐改制前為司農寺所統率，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而前宋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因此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而蘇轍元祐會計錄敘中則又言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萬貫錢，不過戶部可以會計之正賦歲入，而戶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計其內。如此觀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歲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獨不以為異哉”
說上干貨就上干貨，高務實在這里比較了一下宋明兩代的財政收入他雖然只說了宋朝，但皇帝當然知道本朝歲入，是以不必多說。
至于結果，當然是觸目驚心，以至于高務實用了“不啻十倍”來形容。接下來還沒完，高務實又繼續例證宋明兩代財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從各項生產指標如鐵器、糧食大致估算的產量、布帛、絲綢等產量來證明實際上大明的“生產力”實際上反而超過前宋。
不過這一切都是為了引出另一個要素，他疏言“故前宋歲入約一億，而其田賦折錢僅約三千萬貫上下其中實物征收的米谷2445萬石，折錢征收部分未知，但數目不會很大，比重不過三成而已；非農之稅款多達七成。故臣言兩宋之富不在農而在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