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官員于京察中的自陳，在成化四年之前都沒有相關之記載。成化四年方才有“兩京大臣許令自陳休致”的記載，然此并非自陳之定制，只是在言官的建議下才間或行之，而且對所謂之“大臣”為何，也沒有明示。
“弘治十年二月，吏部以考察京官，請會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上從之。又以御史鄭惟恒等奏，欲兼考大臣，請通行兩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陳。上曰兩京堂上官不必自陳”。
可見直至弘治十年之時，大臣仍游離于京察之外，自陳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即使言官奏請，皇帝亦不予采納。到了正德四年時，才于行京察之詔書中有明確之規定“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陳”。自此，四品以上官員于京察中進行自陳方為定制。
與四品以上官由不自陳到遵例自陳不同，翰林院學士則經過了一個由被察之官轉為自陳之官的過程。早在成化四年京察之時，時任掌翰林院學士柯潛便以本院屬官“無事績文案可考”為由，要求僅將本院屬官公同內閣考察，并獲得憲宗批準，然此年考察，翰林院屬官無一降黜。
成化十三年也依成化四年之舊例。但或是因為翰林院會同內閣主持的京察效果不甚明顯，弘治元年吏部開始參與對翰林院官員的考察。然此舉卻引起了翰林院學士的異議，弘治十年京察之時，掌翰林院學士楊守阯向孝宗上疏
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遐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圣鑒，有不待考察者。
孝宗覺得他所言不虛，于是從諫如流，采納了楊守阯的建議，故自此之后，“凡官至學士者，遇考察皆自陳”。明史亦稱“學士不與考察，自守恥阯始”。
既然高官們今年都搶先自陳，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規矩，即“例先內閣，次各衙門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的順序，先由內閣諸位閣老上疏，套路都是一樣的自陳不職。皇帝的批復也很套路化，全部“溫言慰勉，不允辭”。
等到“各衙門二品堂上官”自陳時，高務實便也上了自陳不職疏。
“戶部尚書臣高務實謹奏
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肅察典事。吏部咨，準吏部咨。該本部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該自陳，其各衙官員本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仍行南京一體查照施行等。
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除北京例該考察官員，欽遵會同考察具奏外，臣例該自陳。
臣系河南新鄭官籍，萬歷八年蒙錄為進士。初為翰林院修撰，以主筆會典功得重；因初仕不謹，外放廣西巡按；以平土司亂及撫平安南回任；出使土默特，賴皇上洪福，擊圖們、俘辛愛，擢遼南兵備；以遼南大捷，擢遼東巡撫；年后回京，任戎政侍郎；今年初，以西北戰事故，任七鎮經略，督軍往定；亂平回朝，改任今職。
臣之被遇鴻私，先今不次，如此高天厚地，莫知所報，頻年依戀，亦欲矢竭渭塵。畢志桑榆，空抱樸忠，短長蔑睹，則有曲士之致，信無當于受大也。
陳力不能，分宴當止。知臣年僅二十有五矣，秉掌國財，天下疑心。昔人所嘆毫且不知，終然何為，負將日深，是用大惕。
臣年少德薄，才輕歷淺，是以初任即為論劾。況臣所思所慮，今天下財賦皆系一農，實不當為二祖列宗本意，惟廣納商稅以輕農賦，方為重農之所當為。此心此念，斷不可易，故與同僚難得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