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大朝會一結束，邵勛便來到了西苑繼續躺著。
不過，少府監蔡承很快來到了此處，邵勛不得不坐了起來。
入內行禮之后，蔡承看到了躺在躺椅上的王惠風，于是又行一禮。
“蔡公見諒，妾體弱至此，竟無能起身。”王惠風輕聲說道。
“王婕妤言重了。”蔡承回道。
邵勛示意他坐下，然后說道：“卿寫的奏疏，朕看過了，而今想再聽你說一遍。”
“陛下，少府去歲收支相抵，收還略小于支。”蔡承說道：“諸苑囿所出糧豆、牲畜、竹木、布帛之類，已很難增長。若想有進益還得從貨殖上著手。”
“蔗糖？”邵勛問道。
“陛下，蔗糖已經賣到頂了。”說到這里，蔡承簡單解釋了一番。
邵勛聽完后，有些恍然。
之前他只簡單地以為價錢越低，買的人越多。大部分情況下，這一點沒錯。但有個小小的問題，低到什么程度呢？
對數量最多、最底層的農民來說，蔗糖是奢侈品，一般而言他們不會買的。
一斤從兩千文降到一千文不會買，降到八百文，仍然不會買，就算降到五百文，還是不會買。他們覺得沒必要花這個錢，就這么簡單。
這就是盡可能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啊！
無端地，邵勛想到了后世晚清時期，英國人在印度建立了許多機器紡織工廠，然后雄心勃勃進軍中國棉布市場，卻慘遭失敗，根本賣不了多少。
后來他們發現，小農經濟模式下，中國農民喜歡自己紡紗織布，而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成本和時間成本是不被農民算在內的，他們只計算棉花原材料成本，甚至只計算種植成本。
如此一比較，你印度工廠的棉布有什么優勢？更別說洋布過于輕薄，只適合城市人穿用，而農村需要的是厚實耐磨的棉布——事實上洋布確實主要在幾個開埠的城市銷售。
真正摧毀鄉村手工業棉紡市場，讓洋布大肆傾銷，還得益于后來的戰爭——厘金制度對商業的摧殘是毀滅性的。
再回到此時的蔗糖市場，消費人群其實早就固定了：士族豪強、官員將校以及一部分愿意花錢的府兵。
除非你把蔗糖價格做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低價，才能打破藩籬，產生奇妙的質變，迎來下一次爆發。
“除此之外，可還有別的原因？”邵勛問道。
“有。”蔡承說道：“而今北運之蔗糖，謂之‘石蜜’（塊狀粗糖），交州本地則還有‘蔗飴’（糖漿），其間頗多雜物。有些富貴人家，嘗過新鮮后，便又轉回蜂蜜。沒那么多錢的，則買飴（麥芽糖）、棗糖。或許還有臣不了解的甜物，譬如高昌之刺蜜，世間之大，無奇不有，臣難以盡知。”
邵勛點了點頭，問道：“你可有解法？”
“有。”蔡承毫不猶豫地說道。
“說來聽聽。”邵勛道。
他對制糖業也不是沒有一點了解。
長期翻閱少府公函后，他知道此時的甘蔗出糖率低得可怕，既有品種原因，也有技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