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來，已經逐漸形成了科舉選士的制度，即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國考，來選拔國家公務員，理論上，百姓們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財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學，誰都有機會實現階級躍遷。
但是，自五代亂世開啟之后，科舉基本荒廢，因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從龍功臣”擔當，且生命周期非常短暫，客觀上，統治階層也不需要通過科舉取士來完成新陳代謝。
這就好比是數碼電子產品過快地更新換代，擠占了維修行業的生存空間。
另外，舊貴族等保守勢力，也會敵視、阻撓科舉取士。道理也很簡單，通過科舉完成階級躍遷的新貴們，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打破現有的權利分配體系，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當然不愿意讓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榮在組建自己的領導班子時，任命范質、李轂、王溥為宰相，又以魏仁浦為樞密使。柴榮的文官集團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遺產，柴榮照單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沒有通過國家資格認證科舉，所以當時很多擁有進士及第學歷的人都表示反對，柴榮力排眾議，說只要有才學就行，不用拘泥于形式。連郭威嫡系、兩朝元老都遭受排擠，其他無根基、無資歷、無背景的三無產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顯德二年955正月，柴榮下詔，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舉一位能當官的人，并且舉賢不避親，不管與被舉薦者是何種關系，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膽的推薦，但是劃重點在被舉薦人的人事檔案中，要署名舉薦者的姓名，如果日后被舉薦的人貪污受賄、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當初舉薦人的責任連坐舉主。
這就解答了前文的兩個問題。后來有不少官員因“舉人失當”而連坐受罰。
柴榮的這條詔令類似于漢朝的“察舉制”，不用考試，而是由官員們推薦，直接“保送”公務員。
當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說柴榮開了歷史的倒車，因為這次“保送”名額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舉一人”，在這種管控下，是不會重蹈東漢覆轍的。
3月，柴榮下詔整頓科舉，因為近年的科舉偏離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有部分官員營私舞弊，選士的質量參差不齊，所以對本年的科舉進行嚴格的復查。
結果發現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國家錄取標準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ass。不合格率居然高達75
本次科舉的主考官知貢舉劉溫叟，因“失于選士”而被貶，由禮部侍郎貶為太子詹事。但是劉溫叟的這次失職并非是徇私，是有客觀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連續奮戰多年，屢試不第，出于同情而破格錄取等等，所以“尚視寬恕，特與矜容”，酌情予以劉溫叟輕判。
6月，下詔，兩京及諸道府州，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御團練軍事判官。也就是說，地方二把手不能由一把手任命，這就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的萌芽。與半年前文班舉薦官員相呼應，柴榮既要官員們推薦人才，又要嚴防“察舉制”的弊端。
顯德四年9578月1日，兵部尚書張昭上疏，建議參照大唐故事，恢復科舉取士制度。柴榮認為很有道理，于是命張昭牽頭，制定相關法規，頒布執行。當時，柴榮已經當了四年皇帝，舊有的權力體系得到了整頓，是時候通過科舉補充新鮮血液了。
10月，柴榮下詔正式恢復科舉取士，設三科，分別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經學優深刻為師法科、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科。
考試不限出身，不限資歷，草澤布衣、在職官員都可以報名參加，根據考試成績擇優錄用。
顯德五年9583月，這是科舉改革后的第一次國考，知貢舉劉濤領著新及第的考生面見柴榮，柴榮命翰林學士李昉對其進行復試。
復試結果劉坦等5人“詩賦稍優”，考試合格；王汾，僅看他文筆的話，“亦未精當”，但是，他屢試不第，而屢敗屢戰，因此破例準許他及第；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所以也要降低標準，破格錄取，二人得益于民族政策，就跟今天的“高考移民”或者考試前突然修改民族成分一樣；而郭峻等7人被ass。
不合格率也過半了，于是知貢舉的劉濤也被貶官。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宋朝的繁榮穩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周時期的改革措施。科舉取士、禁軍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改革，改變了藩鎮割據所滋生的土壤，加強了中央集權，更是讓手握禁軍兵權的趙匡胤直接建立了大宋，這是后話。
3，廣開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