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會新政
“高平之戰”中，劉崇歷經千辛萬苦，沉浸式玩兒了人在囧途劇本殺，狼狽逃回太原。年邁的劉崇經不起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回到太原就一病不起，于當年年底11月去世，臨終前命次子劉承鈞長子劉赟早就被郭威所殺襲位。
劉崇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罵他的人把他罵得體無完膚，同情他的人卻夸他有情有義。
罵得最兇的是舊五代史薛居正，這不難理解，因為薛居正同志生于后梁，后唐時進士及第，仕后晉、后漢、后周、北宋，在北宋時達到仕途巔峰，做到了宰相。這部舊五代史成書于宋太祖朝，當時北漢還未收復，屁股決定腦袋，他的政治立場可想而知。我們先來看薛居正在舊五代史中對劉崇的評價
“劉崇以亡國之余，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遣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哪里是史官該有的客觀評價，分明就是潑婦罵街。
所以在后來的新五代史歐陽修中，就做出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當時的主流觀點是批評劉崇不以亡國為仇，而以殺子為仇，意思是當郭威滅后漢、騙他說要立他的兒子劉赟為新君時，他沒有反抗，輕信了郭威從而失去了推翻郭威的最佳機會，而當郭威殺了劉赟之后，他才選擇叛亂，終因失去時機而無法撼動中原，所以說劉崇“不以喪君為仇，而以殺子為仇”。
對此，歐陽修針鋒相對，予以反駁。
首先，漢室太后已經下詔確立劉赟為新君，雖然這其中夾雜著郭威集團的陰謀，但迎請劉赟入汴、繼承大統是合理合法的，劉崇當然沒有理由出兵，否則劉崇就成了篡權奪位的“叛賊”，只有當郭威殺害劉赟，露出狐貍尾巴后，劉崇才有了反抗的理由。也就是說，劉崇不僅沒有丟失“道義”，反而是傳統道德、公序良俗、法律的衛道士。
其次，劉崇割據河東之后，“不為周屈”，無論國力對比是多么懸殊，北漢始終與后周勢不兩立，絕不妥協讓步，就憑這一點，北漢就“異乎九國矣”。北漢是十國中實力最弱小的，卻是斗爭意志最堅定不移、矢志不渝的。
最后，劉崇雖然稱帝，但他至死不改國號、甚至不改年號，仍然沿用后漢隱帝劉承佑的“乾佑”，直到劉承鈞襲位才改年號，且不立宗廟多次公開表示自己只是為后漢政權暫時保管皇權、延續漢室血脈。
劉崇稱帝后，將愛將張元徽提拔為武寧軍節度使，在授銜儀式上，劉崇身穿龍袍，文武百官皆穿禮服，現場旗幟飄揚，人們互相道賀，唯有劉崇臉上沒有半點笑容，反而是一臉憂愁，他對張元徽說道“朕以高祖之業、赟之冤，義不為郭公屈耳。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仇至于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邪”
這是劉崇的真情告白。以區區彈丸河東反抗強大的中原，不是我不自量力，而是國仇家恨，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恢復漢室江山，割據稱帝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我哪兒算什么天子啊，你們也別真把自己當節度使
歐陽修總結道“旻劉崇之志豈不可哀也哉”劉崇確實挺不容易的，值得人們尊敬。
劉崇最大的污點不是割據稱帝，而是投靠契丹。“漢奸”的罵名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洗白的。
關于劉崇死亡的時間，史料存有分歧，有的說是后周顯德二年955春天，有的說大約在冬季，遼史則記載說是955年11月。周世宗實錄和舊五代史支持955年乙卯11月之說。于是后世的史書多采用這種說法，而王保衡在晉陽見聞錄中卻說劉崇是死于“高平之戰”的那一年954，甲寅，兵敗后，劉崇憂勞成疾，于當年冬天病逝。
王保衡在北漢劉崇身邊做官，北漢末年做到了中書舍人、翰林直學士，所以王保衡的晉陽見聞錄才更具參考價值。于是十國春秋中就采用了王保衡的說法，而本書亦遵從此說，即劉崇死于954年11月。
另外一個證據，劉承鈞三年除服后才改元，而劉承鈞改元“天會”是在957年丁巳，往前推三年，也正好是954年甲寅。至此，我們幾乎可以完全確定，劉崇就是死于甲寅年的公元954年。
29歲的劉承鈞襲位后，向遼國遣使告哀，以兒子自稱，遼穆宗亦稱他“兒皇帝”，夯實了父子之國的親密關系。
劉承鈞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前文詳述過，柴榮在取得“高平之戰”的勝利后，乘勝包圍太原，險些一鼓作氣將北漢完全消滅。在契丹爸爸的及時相救之下，北漢才得以絲血逃生，茍延殘喘。也正因此，劉崇才會驚懼憂憤而死，劉承鈞可謂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
劉承鈞的當務之急就是抱緊契丹爸爸的大腿，于是派使節請求給遼穆宗上尊號“天順皇帝”，遼國不準。
除了抱緊契丹爹，劉承鈞還積極尋求外援，與后蜀一拍即合，相約夾攻中原后周。
手忙腳亂地忙活了兩三年，終于在公元957年穩住了陣腳。這一年，柴榮已經陷入到了“三征淮南”的拉鋸戰中，鏖戰淮南，無暇北顧，劉承鈞的危機暫時解除，于是正式開啟了一段屬于他的時代天會新政。請牢記收藏,網址最新最快無防盜免費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