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朝廷以紅頭文件的形式明確限制了節度使、鎮將的權力，讓州縣官府重新從藩鎮手中奪回了地方應有的權力。
3，稀釋地方權
963年，趙匡胤在諸州設置“通判”，小州置一人，大州置兩人，“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
通判既不隸屬節度使，也不隸屬地方，而是直接對朝廷負責，可以繞開節度使、防御使等中間環節，直接向中央朝廷匯報工作、聽取指示，總覽州內軍民大小事務，差不多相當于“直轄”了。藩鎮少管事，中央多管事，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顯然，通判的職能范圍與節度使、地方政府等存在高度重合。也就是說，在上一條措施中，本來不屬于藩鎮卻被藩鎮長期霸占的權力被歸還給地方政府，而這一條則使地方政府的權力被通判稀釋，從而以“直轄”的方式把權力收回到了中央朝廷。
這些“通判”們可謂福至心靈，對自己的角色設定和職場定位有著非常精準的把握。他們到任地方后，積極打壓地方官員，并將潛規則公開化，毫不避諱地公開揚言“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
有些事可以做，但有些話不能說，大家心照不宣，所以才叫潛規則。通判們有恃無恐，公開打壓地方官員，“長吏舉動多為所制”，其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惡劣，儼然成為一場波及全國各個角落的政治運動。官不聊生了屬于是。
終于在966年11月，趙匡胤不得不下詔予以約束
“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敲黑板劃重點，通判們不能“怙權徇私”，仔細品，通判們的“權”并沒有被剝奪，只是規范了權力的使用場景，強調出發點不能是滿足一己私欲。朝廷給你們權力是讓你們替主分憂的，不是讓你們作威作福的。
劃重點可以怙權，但不可徇私。
4，光桿司令
趙匡胤規定藩鎮節度使治下的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人們常說唐朝的節度使差不多相當于今天的高官，如果這么理解的話，那么趙匡胤就等于把高官變成了省會城市的市長，附屬的地級市成了直轄市。當然，唐末五代以來，大多數節度使只管二、三個州，顯然無法與今天的“省”相比。
總之，在這條政策的指導下，藩鎮軍閥由高官變市長，權力又被大大削弱。史籍記載，“于是節度使之權益輕”。
在講述某割據勢力時，有一個角色始終如影隨形地伴隨節度使，這便是節度使的首席智囊掌書記。趙匡胤費盡心思地削弱藩鎮勢力，當然少不了要拿掌書記開刀，于是在964年7月下詔，藩鎮不得隨意為自己點派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大大限制了招錄范圍，符合錄用條件的基本都是朝廷精心挑選的根紅苗正的書呆子，他們不但不會幫助藩鎮搞割據、搞分裂，還會成為朝廷監視藩鎮的眼線，積極維護中央集權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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