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郭邕想要引起張岱的關注，只憑前半部分針對管城的管理設想就足夠了。哪怕一些觀點還只是紙上談兵、泛泛言之，但在思路上也有值得采納的地方。
至于最后加上的這一篇《功德紀聞》，對張岱而言則就有點過猶不及了。他所樂于結交的是有能力、有抱負且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卻并不是給他大姨網羅搖旗吶喊、拼命造勢的爪牙嘍啰。
或者說，這種事咱也可以干，聽我安排行不行？
這郭邕態度如此積極踴躍，無疑體現出其人性格里是有急于求成的一面，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益，底線設置的比較靈活。
張岱剛剛不久前還在洛陽遭到了高承信的背刺，對于類似的性格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戒備的。
不過話說回來，人至察則無徒，如果一個人性格不夠偉岸無私，那便不與交流與合作，那這一輩子也休想有什么朋黨、搞什么團隊。
包括高承信，雖然之前張岱在其家中將這家伙罵的狗血淋頭，但之后仍然可以繼續往來，只要彼此所掌握的資源能夠互相成就，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之前翻臉那是因為這家伙做事沒尺度，想要以小博大，偷偷帶出王毛仲的女兒便想把張岱綁上他的車、一起對抗北門兩家。
可如果他能提出一個扶植張岱做北門老大、逐步取代王毛仲的計劃，張岱自然樂得一起干。
同理張岱如果天天帶高承信逛青樓、給他性賄賂，再好的交情怕不是也得鬧崩！
因利益結合發展起來的關系，首先要明確的一點就是各取所需。如果給予的和想要的不成對比，若還不翻臉，真當兩口子過日子了？
于是張岱將這篇《功德紀聞》暫且收起，針對郭邕所提出一些設想又給予了一些自己的意見。
郭邕固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本身沒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一些看法就過于的理想化，且過于瑣細，考慮不到執行方面的成本和效率問題。
張岱在這方面固然也沒有太過豐富的經驗，但在后世也有不少的認識積累，來到這個世界又受他爺爺的耳濡目染，對于一些問題的認識也都比較具體。
唐代的政令和管理經驗，在針對管城這種商貿經濟過于繁榮的地區是不怎么適用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單單一個宵禁制度就極大的壓制了民間經濟的活躍性。
尤其隋唐上層統治者還有一個地域性的偏見，那就是不喜歡山東地區過于繁華，以至于衍生出許多自相矛盾的操作。
隋文帝因惡汴州殷盛，派遣官員大加整頓，禁游食、抑工商，對于船戶、僑人等脫產者勒為聚落、逐令歸本，罔顧此境所擁有的地理優勢，一味呆板的執行重農抑商策略。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客觀上促進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時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區出現大的經濟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鄭州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