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們警惕地方的發展，但人民群眾總能找到正確的方向，隋末瓦崗軍便依托汴渠實力快速發展壯大，并攻占沿途的黎陽倉等重要據點。
唐代對于河南地區的發展同樣是比較矛盾糾結的態度，這種糾結體現在各種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動性不高，都是在現實需求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會被動的做出一些調整改變。
這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張岱去年上書的漕運改革，漕運改革必然要牽涉到運河沿岸人力物力向著效率化進行調整，釋放一定的民間活力。
但是漕運真的有必要改的那么有效率嗎？
在此之前是沒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運來區別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腦滿腸肥。至于運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們，三個月的活兒給他們改成兩個月，剩下的一個月怎么安排？
可是在封禪結束之后，北方的各類積儲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災給北方生產造成的破壞，已經變成等米下鍋的狀態，那江淮物資自然運的越快、運的越多就越好！
這是大唐政治一個基本的運行邏輯，了解了這一點再去探討各種政令變革才有意義。
很多不合時宜、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政令并不是因為當權者愚蠢遲鈍，而是沒有必要改的太好，一旦各種社會力量過度的活躍，對統治系統本身就會造成不小的沖擊。
由此再來看管城的管理，自然處處都透露出不合理的地方，固然商貿氛圍濃厚，錢貨匯集、買賣頻繁，但城池的管理卻是一種非常低效的狀態，資源的分配也充滿了不合理。
每年只有在江淮租物行經的一兩個月才會用上的輸場占了城內極大的空間，而其他利用率更高的行當則幾乎沒有立錐之地。
城池的管理者對于城外的治安環境漠不關心，對于城中各種欺行霸市的行社行為采取放縱的態度。凡此種種，全都不是那種要好好管理、促進商貿發展從而讓城池更加繁榮的路子。
張岱當然不可能跟郭邕講的這么直白，但是一些潛在的規則也都略有言及。這也不免讓郭邕大受啟發，聽得兩眼放光，連連感嘆道：“六郎當真家學深厚，人事練達！”
張岱跟郭邕講這些，當然不是為的讓其人從俗從眾，而是為的讓他認清楚做出改變的阻力在哪里，從而立足于實際一步一步的做出更改，以免步子大了扯到蛋。
當然郭邕有沒有這個機會也兩說，畢竟銓選要到下半年才進行，就算有嚴挺之這個座主幫忙，也未必就能將其揀授到管城來任職。還需要加上其他的一些條件，比如州中官員的推薦。
兩人這里談話間，陸續又有其他同年的到來。管城這里的繁華景象帶給了他們極大的沖擊，以至于許多人心內都有不少感觸想要表達。
這也是游歷的意義所在，增加見識的同時，也能加深自己對各種事務的了解和思考，對事物的形成有更加深刻的認知和體會，而不是只停留在過于輕率的肯定或否定。
尤其他們這些人未來都要擔任不同職位的官員，如果對人對事的認知過于粗淺狹隘，輕則瀆職害人，重則妨害社稷。
一行人在這里聊到午后，又在城中游覽一番。張岱在這里倒是沒有什么重要的人事要接洽，只是還需要于此采買一部分物資，以免去了更東面的曹州、濮州等地后物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