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維吾爾族老大爺坐在馕鋪子門口，手里端著一碗茶，看到艾米麗走過來，沖她笑了笑，用生硬的普通話說了一句：
“馕，新出爐的，買不買？”
艾米麗蹲下來，看著那些馕。圓的，大的，小的，厚的，薄的，有的上面撒了芝麻，有的上面撒了洋蔥碎，有的上面壓了花紋，像一朵一朵盛開的花。
她挑了一個最大的，遞給老大爺。老大爺用報紙包了，塞進一個塑料袋里，遞給她。“五塊。”
艾米麗掏出一張十塊的，遞過去。老大爺接過錢，在口袋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把零錢，一張一張地數，數了好幾遍，確認對了，遞給她。
艾米麗接過零錢，沒有數，塞進口袋里。老大爺笑了，露出一口不整齊的牙齒，有黃的，有黑的，有缺的，但笑起來很好看。
戴維站在旁邊，看著這一切。他看到老大爺數錢的時候，手指在發抖。不是病，是老了。
老了的手都會抖，不抖的不是人手。他看到艾米麗接過零錢的時候，沒有數，她知道老大爺不會少給她。
這種信任不是建立在合同上的，是建立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相處上的。
馕鋪子在這里開了很多年了。老大爺在這里烤了很多年的馕了。他不需要騙人，騙人賺不到錢。不騙人，錢賺得慢，但穩。穩，就能做很久。
做很久，就成了這條街上的一部分。成了這條街的一部分，就沒人想離開了。離開干什么？離開就沒有馕了。沒有馕的日子，不是日子。
他們沿著主街繼續走。走到一家五金店門口，戴維停下來。櫥窗里擺著一把鐮刀，刀把是木頭的，刀身是鐵的，彎彎的，像一彎月亮。
戴維盯著那把鐮刀看了好久，不知道在想什么。艾米麗走到他身邊，也看著那把鐮刀。
“你想要？”
“不是。想起了我爺爺。”
“你爺爺是農民？”
“不是。他是木匠。他有一把這樣的鐮刀，割草用的。我小時候，暑假去他那里住。”
“他帶我去割草。草很高，比我還高。他走在前面，鐮刀一揮，草一片一片地倒下去。我跟在后面，把割下來的草抱到地頭。抱了一下午，胳膊上全是口子，草葉子割的。”
“他看了看我的胳膊，說了一句‘嬌氣’。第二天，給我買了一副手套。帆布的，厚厚的那種。戴上，再抱草，不割手了。那副手套，我留了很久。后來搬家，丟了。”
艾米麗沒有說話。她看著戴維的側臉。他的鼻子很挺，眉毛很濃，睫毛很長。他不是那種好看的男人，但耐看。
越看越覺得舒服，像一把用久了的木椅子，坐上去，不硌屁股。
五金店老板從里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維族男人，留著大胡子，穿著一件臟兮兮的白背心，腳上拖著一雙塑料拖鞋。
“鐮刀，要不要？便宜。十塊。”
戴維愣了一下。“十塊？”
“十塊。鐵的，木頭把的。割草，砍柴，都行。好用。”
戴維從口袋里掏出十塊錢，遞過去。老板接過錢，從櫥窗里拿出那把鐮刀，遞給他。戴維接過來，握著刀把，在手里掂了掂。不重，但結實。
刀刃在陽光下閃著光，亮得晃眼。他沒割過草，不會割。但他爺爺會。他爺爺不在了，鐮刀還在。鐮刀在，他就在。
他們把鐮刀帶回研發所。艾米麗把它掛在宿舍的墻上，用一顆釘子，釘在書桌旁邊。戴維每天看它好幾遍，看著看著，就不想家了。
不是不想，是不那么想了。想的時候，看一眼鐮刀。鐮刀在，爺爺在。爺爺在，家就在。
那天晚上，馬師傅做了一大鍋手抓飯。不是給戴維和艾米麗做的，是給研發所所有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