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
嘉祐三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在位時期，屢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四月，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