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在評論當時科舉取數量之大時，曾經贊揚這是一種高明的統治手段。唐朝科舉士數量很小，所以有不少知識分子在不滿朝廷的政治時投入農民起義的反抗陣營中去。農民起義領袖王仙芝就是一落第進士。而宋朝采取廣開科舉入仕之門，“碑人人皆有覬覦錄取名額之外，又錄取大量的“特奏名”，“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顯然，擴大科舉取士數量，對于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的確是一種有效的辦法。然面，過著寄生生活的封建官吏數量越是龐大，廣大農民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也就越是深重。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在省試時還采取對考官的親戚另行別試的做法，這與唐朝的別頭試是一樣的。北宋初年，凡國子監、開封府所舉送的貢士中，如果與所舉送的長官有親戚關系，則由國子監和開封府互相考試。宋真宗以后，改為另選派官員主持這些人的考試，也稱“別試”。宋仁宗時又規定，在地方舉行州試時，如果州官的親戚子弟是考生，或者考生離開原籍二千里地以外若在二千里內，考生須回原籍考試，這些人另由轉運使官名，掌一路或數路財稅，及監察地方官吏等職主持其考試，稱為類試，也稱別頭試，一般十人中取三人。宋仁宗時規定這種別頭試也須用彌封、謄錄，做法一如省試，一般七人中取中一人。
而因為趙禎這次采用了一個全新的形式進行放榜，所以，陸垚也不知道，這次殿試的錄取人數到底有多少，如果真的是幾百人的話，這放榜的時間肯定也會持續的比較長。不過，根據之前的考試情況來看，這次參加殿試的大多數考生，應該都沒有發揮的非常好，大家面對這種新形勢的考試都是手足無措的狀態，如果這樣來看，最后能夠通過考試的考生數量也不會太多才是。
正這么想著，陳晨找到了在正廳中的陸垚，表示蘇軾、蘇轍、曾鞏已經到了陸府門口，要做什么不用多說，就是跟陸垚一同去看放榜。這種大場面，陸垚決定帶著棠溪和陳晨一同去。
“距離放榜還有半個時辰呢，不用這么著急吧。”上了馬車之后，陸垚問道。
蘇軾說道“你如果再等一會兒過去的話，那城墻附近連站腳的地方都不一定有了，之所以這個時候去，是因為馬車現在過去還能停下。”
陸垚心說也是，像這種大場面，除了關心自己成績的人之外，其他的百姓們肯定也是會去到現場看熱鬧的，所以，還是提前去比較好些。
等到馬車到了地方后，陸垚一下來，就覺得蘇軾之前說的話非常有道理。的確，現在城墻之下就已經是人頭攢動了。而且，陸垚還看到了顧亮，他帶領的一部分士兵自然是要維持場上的秩序。
宋朝皇帝出行最別致的一個交通工具就是輅，這個字和“路”同音，所以有時也寫做“路”。在周朝，就有王之五路的說法，“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輅、五曰木路”，在周朝之后的秦漢、魏晉、隋唐，輅就逐漸成為了皇帝出行的主要工具。以此為中心也衍生出了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和大輅，據記載宋朝皇帝出行就時常乘坐玉輅，“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曰顯慶輅，親郊則乘之”。
到了南宋，在宋金議和的時候，金人就曾提議用玉輅載議和書，秦檜一口回絕了金人的要求，秦檜這樣說“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所以到了這里，玉輅不僅是宋朝皇帝的專屬座駕，還只能在祭祀大禮的時候使用。
宋朝明確規定了金輅的樣式“朱質，飾以金涂銀；左右建太常、大旗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黃；龍旗九斿，如周官金輅建大旗之制；駕馬以騧，飾樊纓五采九就”在史籍中同樣有許多宋朝皇帝乘坐金輅的記載，比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東封泰山時，“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
除了金輅、玉輅之外，象輅、革輅、木輅也時常出現在皇帝的屁股下面，畢竟每個皇帝小金庫里的錢有多有少。有的皇帝例如宋徽宗，腰包不是很鼓，就常坐革輅、木輅，也可能是因為宋徽宗走得路比較多，金輅太笨重。